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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u-ga ·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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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的起源始祖

源流一

　　部分刘姓最早的祖先之封地：尧曾封其第九子监明于刘地（也称留地，今河北保定唐县）。

　　按当时依封地为氏的惯例为祁姓里的刘氏，氏是姓的分支，监明（或曰又名源明）雄才大略，开拓进取。他把后裔分两支南迁：一支到山东平源，占领黄河下游一大片沃地；一支迁到山西一带，建立南唐（都临汾）和北唐（边界线上）。监明十八代刘氏里刘累名气最大。

　　《史记》载：夏朝孔甲时，监明十八世孙刘累善养龙，被夏封为御龙氏，为豕韦后专事养龙。传说在今河南临颖县豢龙城一共饲养了四条，不幸有条雌龙病死，刘累畏罪，领带全家老少一同逃到河南鲁山县一带隐居起来，称为豕韦氏。商朝又在唐（今山西省翼城县西边）立国，称为唐氏。周成王灭唐后，把他的子民迁往杜原（今陕西西安市南杜林）建立杜国，因范围小称杜伯，便以杜为姓，称杜伯氏，又称唐杜氏。200年后周宣王灭杜国，杀害了杜伯，其子隰叔逃往晋国，叔的儿子杜蒍，任晋狱讼官，称为士师，故又名士蒍。其子成伯缺生子士会，在晋为大夫。士会才智过人，操守严谨，深得晋主赏识，封其食邑于范，亦称范氏。晋襄公去世，士会奉命赴秦迎襄公之第公子雍（在秦作亚卿）回国继位。晋太子夷皋的生母闹求大臣赵盾立幼子夷皋为晋君，故当士会和雍一行到达晋国边境时，遇晋兵阻挠，打败了护送的秦军，士会便滞留在秦国。赵盾考虑士会留秦对晋不利，便以献魏地为名，私召回士会。士会归晋，其子康和一些亲族仍留秦国，恢复刘姓。士会生长子明，明生远，远生阳。秦灭魏后，其第10世孙获被迁徙梁国（今河南开封）生子清，清迁至沛县生仁号（又名荣），号生煓字执嘉，嘉生子四：伯、仲、季（邦）、交。邦是为汉高祖（尧帝第76代孙），郡望彭城郡、沛郡（郡治分别是今江苏徐州市和安徽北部一带），刘邦后裔里中山王（中山国，今河北南部）刘胜儿子多达120余人，成汉景帝后代里分衍最多的支系。历史上最有名的刘氏开拓日本人物，是今天日本原田、高桥、大藏等家族的共同祖先阿知王。刘姓在韩国亦有分布。另外，根据日本可查档案记载日本第三大姓高桥氏出自中国刘姓，为刘邦后裔。

　　源流二

　　源于姬姓，出自周定王赐给弟弟姬季子的封地，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

　　周定王姬瑜八年（公元前599年）前后，周定王将刘邑(今河南偃师)，封给他的弟弟姬季子做领地。至此，姬姓刘子国就正式地在东周王畿之内建立起来了，刘康公也就成了姬姓刘氏的肇姓始祖。姬姓刘氏世代任周朝卿士，主理内政外交长达一百多年。

　　《左传》成公十一年：晋郤至与周争鄇田，王命刘康公、单襄公讼诸晋。

　　源流三

　　源于投降汉朝的秦末齐国将领刘到：据史书记载，“平都孝侯刘到，平都。索隐县名，属东海。以齐将，高祖三年降，定齐，侯，千户。五年孝惠四年庚戌（公元前191年）六月乙亥，孝侯刘到元年。索隐故齐将。巳上孝惠时三人也”。

　　源流四

　　赐姓或改姓。

　　1.出自项氏：汉初赐项羽的叔父项伯等人为刘氏，封射阳侯，刘邦当了皇帝之后，为感谢项伯的救命之恩。

　　还封了三位项氏族人：桃侯项襄封邑在山东汶上，平皋侯项它封邑在河南温县、玄武侯，对这三位项氏侯爵及其家人均赐姓为刘氏。

　　2.出自姒姓娄氏：赐娄敬为刘氏，封关内侯：娄敬，齐国人，刘邦采纳了娄敬迁都长安的建议，赐姓为刘氏。

　　3.源于汉代礼仪（官职），出自汉代皇室秋祭——貙膢（貙刘），属于以官称为氏。注意：貙刘一支刘氏，本字为貙膢，因此正确姓氏读音作lòu(ㄌㄡˋ)，不可读作líu(ㄌㄧㄡˊ)。

　　4.出自王氏：东汉舞阳人王常，平王莽立大功，被更始帝刘玄赐姓刘；王郎冒名汉成帝之子刘子舆，自立为帝，被诛。

　　5.出自龚氏：宋真宗继位后，赐皇后刘娥表兄（一说前夫）龚美姓刘，认其为弟；明朝嘉靖年间著名大将军都督刘显原姓龚，为报人知遇之恩，改姓刘。

　　6.出自卢氏：安定三水人卢芳，诈称武帝曾孙刘文伯,曾自立为帝，据平凉等地，后失败逃奔匈奴：

　　7.出自寇氏：三国蜀将刘封，原姓寇。为刘备义子，改姓刘。

　　8.出自丘氏：西晋义阳(今河南新野)人丘沈冒称汉宗室后裔，改姓刘名尼。被拥立为帝，建年号为神凤。汉高祖刘邦。

　　9.出自留氏：留氏改刘氏：后坡刘氏为永春留氏族裔，于宋末元初的动荡中易姓为刘；另《清源留氏族谱》载：第三十九世留天禄，泉州路录事，因军情严重，不仕，复入永春，居留安故地，改留为刘，为本支始祖。

　　10.出自柳氏，为唐朝文学家柳宗元之后，因柳宗元和当时朝政大臣不和，招惹很多皇室亲信，其后人恐遭陷害，逃荒到山西的洪桐县，改姓为刘。很多年后因当地遭水灾，他们纷纷迁移到河南的周口、安徽的亳州、山东的曹县、泰安一带。

　　11.出自薛氏：沙陀北汉王刘继恩，本姓薛，因是刘承钧的外甥和养子，改姓刘。

　　12.出自何氏：沙陀北汉王刘继元，本姓何，因是刘承钧的外甥和养子，亦改姓刘。

　　13.一说元末陈友谅败亡后其后代有改姓刘的。

　　14.唐宦官刘贞亮，原名俱文珍，无嗣。

　　15.明代宦官刘瑾本姓谈(音dan)，改姓刘，无嗣。

　　16.出自侯氏：刘亨赙(1872－1926年)，又名侯夏饱，字图琼，号纯青，菲律宾名何塞·伊格拉西澳·宝华，福建南安码头人，是菲律宾独立战争中的一位华侨将军。其他近代、现代改姓刘氏者略。

　　其他民族或外国刘姓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长期以来的民族混合，也反映在姓氏的演变上，刘姓是颇为典型的一例。

　　中华刘姓始祖苑。

　　1.匈奴刘氏：西汉初年匈奴强盛，刘邦采“和亲政策”，以刘姓宗女嫁给匈奴单於冒顿（普通话音modu墨读）为妻，冒顿姓挛（音luandi銮低）。匈奴族文化上汉化后，匈奴很多后代有以刘为姓者。汉朝打败匈奴后，南匈奴投降汉朝后，与汉族人杂居而作，慢慢文化上同化，由游牧转入农耕，姓名也改为汉字，当时说法是“胡人附刘，十胡九刘”。五胡十六国时期记载有汉国-前赵国建立者匈奴屠各部刘渊、刘曜，夏国建立者匈奴铁弗部刘屈孑（即赫连勃勃）匈奴铁弗部刘虎、襄国刘显等。

　　2.独孤部：是五胡十六国末期出现的北方游牧部落之一，匈奴后裔。后归附拓跋鲜卑。北魏时孝文拓跋宏采取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部分独孤氏改为刘姓，(另一部分仍保持独孤姓，如李渊和杨广的外祖父独孤信)成为当时北魏鲜卑贵族最显赫的八姓之一。

　　3.稽胡，又称山胡、步落稽，源于南匈奴。北魏时期稽胡首领刘蠡升、其孙北周时期稽胡首领刘没铎等曾先后称帝，建立割据政权。离石胡是山胡的一支,隋末唐初，离石胡人刘龙儿、刘季真，刘苗王曾建立割据政权。

　　4.沙陀刘氏：唐德宗时，中亚沙陀人内附，定居于今山西大同一带，长期与汉族杂居，不少人改汉姓。其中沙陀部的刘知远家族两度建立政权：后汉（刘知远建立）和北汉（刘崇建立）、还例如五代．后汉刘承佑、五代北汉刘崇旻、五代北汉刘承钧、五代．北汉刘继恩、五代．北汉刘继元。后降宋朝，沙陀刘氏散居北方各地，成为刘姓又一支脉。

　　5.契丹刘氏：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大辽之后，因为追慕汉高祖皇帝，便将自己的耶律氏兼称刘氏，起汉名刘亿。《辽史·后妃传》“序”：“太祖慕汉高皇帝，故耶律兼称刘氏。以乙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金史》记载“移剌曰刘“。（“移剌氏”即契丹国姓“耶律氏”）因此耶律氏有改为刘姓的。当代天津市郊区宝坻区耶律各庄村中刘姓村民较多。当地人说，这个村刘姓村民多为坐地户，是当年随蒙古军队来到这里定居的，刘姓是由耶律姓衍转过来的。

　　6.魏晋时乌桓部族有刘姓者；另外后燕时独孤部刘亢泥曾被封为乌桓王。

　　7.据《旧唐书·南蛮传》所载，唐代南蛮有刘姓者。

　　8.回族中的刘姓，多为改姓。中国回族形成于宋元之间，初无固定姓氏，入居中原后，回、汉杂居，很多人使用汉字姓。刘姓是从古兰经经名译音“辽艾辽艾”（汉语义为珠宝）转音而来。明初以后，随着回汉民族间人文交融，内地回民普遍使用汉字姓，其中刘姓不少。至元七年（1207年）授蒙古国诸万户府奥鲁总管的铁迈赤之子，虎都铁木禄（字汉卿），母姓刘，故改名刘汉卿。（参见《古今同姓名大辞典)。清代归附回回伊不热业墨，“原隶内务府，后在凤城县（分属辽宁）入籍，改姓刘氏，遂为凤城刘姓回民先祖。”（《中国回族人名大词典》）另有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任河南行省平幸政事的刘哈刺不花，虽《元史》言“其先江西人”，但就其“哈刺不花”和“探马赤军户”的身份，以及受回回人泰不华（达不华）赏识推举为椽史（属员）的迹象来看，或是回回人。哈剌不花的刘姓，赐即改。再有，甘肃的回族中，也有将马、白等回族显姓，改为刘姓者。刘姓回族在中国分布较广，主要分布于河北、京津、山东、河南。

　　9.蒙古族刘姓

　　（1）元朝蒙古族中刘氏出现在公元1285年，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来有位蒙族人名呼图克特穆尔的名士，酷爱汉族书籍和文化，他的母亲是汉人，姓刘。有一天，这位名士拜见元仁宗皇帝，谈论中，元仁宗对他的汉学水平加以赞赏，并为他起了个汉人的名字，叫刘汉卿。从此，刘汉卿的后代就形成了一支刘氏家族。

　　（2）蒙古族鄂尔果诺特氏，满语为ErgonoteHala，亦称鄂柳特氏，本蒙古族姓氏，世居喀尔喀，后多冠汉姓为刘氏。

　　（3）蒙古族刘佳氏，亦称留佳氏，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LingiyaHala，世居李佳和罗、瓦尔喀、乌喇、辉发、松花江等地，后多冠汉姓为刘氏、雷氏(蒙古留佳氏世居察哈尔)。

　　（4）蒙古族崔珠克氏，亦称赤穆特氏，世居察哈尔，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CuijukHala，多冠汉姓为崔氏、刘氏。

　　10.满族刘姓，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1）满族乌库理氏，亦称乌色里氏，满语为UkuriHala，汉义“细鳞鲮鱼”，满族最古老的姓氏，源于金国时期女真“乌古伦”，世居黑龙江，后多冠汉姓为商氏、刘氏、乌氏、李氏、讷氏、桑氏等。

　　（2）满族宁古塔氏，满语为NinggutaHala，汉义“六”，既清六祖世居地。以地为氏，所冠汉姓为宁氏、刘氏，世居宁古塔、绥分、珲春、讷殷和佟吉等地。元朝时女真人乌古伦氏迁居到中原，改姓刘氏，其后裔中有位刘国杰，英勇善战，成为湖广行省的要官，后又升任光禄大夫。还有一支女真人宁古塔氏也迁居到中原，改姓宁和刘，宁为宁古塔氏的头一个字；而“宁古塔”按满语的意思是“各六”或“每六”，其实就是“六”，“刘”与“六”同音，故姓氏为刘。

　　（3）满族钮图氏，亦称宁武图氏，满语为NiotuHala，世居哈达。后有锡伯族引为姓氏者。后多冠汉姓为钮氏、刘氏。

　　（4）满族喜塔喇氏，亦称奇塔喇氏、喜特勒那氏，是满族大姓，满语为SitaraHala，汉义“指甲”或“插孔雀翎的管”。俄国学者史禄国认为，它与瓜尔佳氏，满语为同属“阔雅里满洲”。另考，《龙飞御天歌》有哈兰都达鲁花赤姓“奚滩”，乃明时女真望族，曾冠汉姓为“刘”，有学者认为喜塔拉即其演变而来。世居尼雅满山、蜚优城、长白山盖吉、佛克顺等地，所冠汉姓为管氏、赵氏、图氏、祝氏、文氏、齐氏、孙氏、希氏、奚氏、喜氏、线氏、祁氏等。

　　（5）满族伊喇氏，亦称伊拉喇氏，满语为IlanHala，汉义“三”，满族最古老的姓氏，源于金国时期女真“移喇”(即契丹国姓“耶律”)，世居三姓，后多冠汉姓为刘氏、王氏、肖氏、萧氏、李氏、黄氏、白氏。

　　（6）满族��塔氏，亦称努他氏，满语为Nuntamongu，老满洲部族，人数很多，有四个分支。满语NINGUTA为远祖之意，推想表示其远祖来自宁古塔，后多冠汉姓为刘氏。

　　（7）满族查佳氏，满语为CagiyaHala，是满族脱谱姓氏之一，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满族同胞中有此氏，后改汉姓为刘氏。

　　（8）钮祜禄氏（多改汉姓为钮或郎，改姓刘的不多）。

　　其他还有伊里氏、伊拉齐氏、刘佳氏、以及隶属各旗本为汉族的刘氏和朝鲜族刘氏。

　　11.朝鲜族\朝鲜国\韩国刘姓

　　中国朝鲜族刘姓人口数量位居第30名左右。朝鲜族刘氏以江陵为核心本贯，后来分衍有忠州、巨昌、金城、裴州、延安、我州、庆山、平尚等数本。在韩国的二百五十多个姓氏中，韩国刘氏人口总数排在第三十二位。据记载泉州人刘载在高丽哲宗元佑三年(公元1088年)定居高丽后，被任用为“守司空尚书右仆射”。日本第三大姓高桥氏出自中国刘姓，为刘邦后裔。

　　12.京族\越南刘氏

　　京族原称为越族，人口近两万，有31个姓氏，居住在广西南疆诸岛，刘姓人口数量在京族中占20%，是这个少数民族的第一大姓。在越南的京族刘姓有三类，一类是完全融入越南民族的刘姓，一类是越南族人使用汉字姓刘氏而形成的刘姓，再一类就是近代以后移民越南的华侨、华人。不过，今天这几种不同的刘姓已很难区分了。

　　13.傣族、景颇族刘姓

　　明朝初期，朝廷派军队到滕冲地区屯田戎边，许多内地刘氏将士随军来到该地，其中一部分人则定居下来，与当地主要民族傣族、景颇族女子联姻，成家立业，繁衍生息。由于这些刘氏人与傣族、景颇族人通婚，其后代多随父姓为刘氏，融入傣族、景颇族。据近年云南腾冲刘氏收集到的351个族谱中发现，有七支刘姓演变为傣族、景颇族。

　　14.维吾尔族刘姓

　　维吾尔族刘姓形成于元末明初。元代在河南为官的维吾尔族人刺真海牙，曾孙名叫忽都海牙，明初随祖母姓刘，名仲琛，隐姓埋名，作为普通百姓繁衍生息下来。刘姓维吾尔族人现居河南渑池县尚有500余人，一小部份移居到西安等地。

　　15.壮族刘氏：

　　湖南、广西等地都有壮族刘氏分布，名人有唐代著名的歌仙刘三姐。

　　16.高山族刘姓

　　高山族人本无固定姓氏，清乾隆二十三年，朝廷赐给高山族七个姓（卫、金、钱、廖、王、潘、黎）。高山族人多依托当地汉族人，认其姓为己姓，据统计共有79个姓，其中有刘姓。

　　17.柯尔克孜族刘姓

　　清末民国初期，柯尔克孜族姓氏改称汉姓，并从柯尔克孜族姓“蔡音德热”分化出汉族姓“刘”。

　　18.达斡尔族刘姓

　　清末民初两次户籍调查时，满文已被汉文代替。用多个汉字书写达斡尔族姓氏已不方便，于是便采用“哈勒”或“莫昆”音首或意义字表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不同民族的联烟，达斡尔族又增加了讷迪、扎尼、雅库斯、尼尔登、涂库敦、张、王、李、赵、徐、邵、刘、陈等姓氏。

　　19.仫佬族刘姓

　　在仫佬山乡的客家人主要居住在龙岸镇，他们当中有刘家、陈家、李家、古家等13个姓氏

　　20.苗族刘姓，湘西等地有分布

　　21.瑶族刘姓，湘南等地有分布

　　22.白族刘姓，湖南桑植、慈利的白族姓氏比较多，有谷、王、钟、熊、李、段、高、杨、张、刘、孔、施、车、于、马等。

　　23.藏族刘姓，古代藏族逐渐发展成为六大氏族，即赛、穆、党、东、札和珠，各大氏族中又分化出若干小氏族和家族，取的汉姓中，其中有刘姓。其实，藏族人取汉姓是历史及生活环境的产物，也是社会发展、民族融合这一大趋势的产物。

　　其他外国刘姓的来源，略。

　　魏晋南北朝时期

　　刘氏大举南迁，在江南影响很大，部分迁往日本和朝鲜半岛。据日本史籍也有关于此事的记载。有一部分汉朝皇室成员(刘氏)因出使、避难等原因开始渡海来到日本。西文首氏(王氏)也有人到达了日本。阿知使主及其儿子都加使主率领的汉人，自称为汉灵帝的后裔;身狭村主青又自称为吴孙权的后裔；再晚些如司马达止等则自称为南朝司马氏的后裔等等。刘姓作为两汉皇族也是此时到达日本的汉族归化人的主力。历史上最有名的刘氏开拓日本人物，是今天日本原田、高桥、大藏等家族的共同祖先阿知王。阿知(也写作阿智)王，又称阿知使主，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的玄孙。日本原田家族族谱《大藏朝臣原田家历传》称，阿知王是汉献帝的玄孙。后来司马氏灭魏建立西晋，刘氏皇族地位表面上没有改变，但实际情况开始恶化。太康十年(289年)，刘阿知见当时天下混乱之像已生，便于五月初一召集旧臣商议对策。这样，刘阿知便率领他的儿子刘都贺、舅舅赵舆德和族人刘国鼎、刘涛子、刘鹤明、刘信子等男女共2040多人，离开中国本土，飘洋过海，几经艰难，日本。阿知王到达日本后。据记载，当年随阿知王来日本的，还有段姓、郭姓、李氏、多姓、皂姓、朱姓、高姓等7个姓。阿知来日本后，派遣使都前往高丽、百济、新罗等国，将许多流落在这些地方的同乡族人招来日本。

　　明末

　　明末开始，闽、粤刘氏陆续有人移居台湾，后又有不少人到海外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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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独立，该把主要责任算在蒋介石头上吗？ |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6-05-28

外蒙古的独立，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桩大事件。

其责任，一般被算在蒋介石头上。但外蒙独立的具体演进过程，许多人并不清楚；不清楚历史事件的演进过程，而奢谈历史责任，无疑只能是妄谈。

北洋政府：勉力保住法律意义上对外蒙的主权

外蒙独立问题肇始于清末新政，在北洋时代日趋复杂化。最终因苏俄的扶植，实现了事实上的独立，北洋政府仅保有法律意义上的主权。

清末对蒙新政损害蒙古王公贵族利益，激发出外蒙独立问题

外蒙独立问题始自清末。

清廷治蒙传统，以羁縻抚绥为方针，因俗而治。

具体手段包括封王联姻笼络蒙古王公贵族；由《大清会典》规定蒙古王公享有内部自治权；且严格禁限汉民移居蒙地。

1901年，清廷启动新政，传统治蒙模式被逐渐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解除蒙地封禁，放垦蒙地，移民实边以及行省制改革。其中放垦蒙地和行省制改革对蒙古王公贵族利益损害最大。

国家参与放垦蒙地，原本全部属于王公贵族们的荒价地租，超过一半被朝廷收入了国库，仅在内蒙地区，至1908年，据不完全统计，清廷已通过放垦蒙地获银670万两之多；行省制改革则直接挑战了王公贵族们的政治权力，虽然直到清廷灭亡，行省制也没有能够在蒙地完全建立起来，但增设府厅州县等举措，已削夺了不少蒙古贵族的权力。

大略在1911年前后，不满清廷新政的蒙古王公贵族们开始串联谋划蒙古独立问题。

8月在库伦召开了会盟会议，会议认为“中国人实行新政之目的在于彻底奴役蒙古”，为抗衡清廷，决定向俄国派出求援代表团，请求俄方派军队进驻库伦。

沙俄政府的回复是：“蒙人彻底脱离中国之愿望此刻尚不能实现，但应允诺我国将支持他们为捍卫喀尔喀之独特制度，同中国人进行斗争。”

稍后武昌枪响，清廷分崩离析，喀尔喀蒙古趁机在库伦宣布独立。

持平而论，清廷的对蒙新政，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

其一，朝廷新政转型开支浩大，又要支付庚子赔款，亟需增加收入，这是推行放垦蒙地的主要动机；

其二，蒙地在“封禁”政策下落后于时代已经太远，非行省制改革不足以满足近代国防的需要。但一方面改革严重损害了地方王公贵族们的利益，另一方面朝廷��过于弱势无力压制反改革力量的反弹，加之沙俄从中煽动作梗，外蒙独立问题遂由此产生。

库伦方面想要“独立”，沙俄只允许其“自治”

1911年12月28日，喀尔喀蒙古宣布“独立”，改元“共戴”。

沙俄以蒙古保护者自居，以俄方在蒙古有利益为由，向清廷提议由其居间调停中蒙问题，承诺让蒙古放弃独立，改为地方自治，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条件是中国必须承诺在外蒙不驻军、不殖民、不设行政机构，并允许俄国在外蒙修筑铁路，清廷今后在外蒙有任何措施亦必须先征求俄方意见。

1912年1月15日，清廷拒绝了沙俄的调停要求。

2月12日，清帝退位。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发表演说，曾致力于将喀尔喀蒙古的“独立”归入辛亥革命各省独立的范畴，认为“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

但该解释未能获得蒙古方面的响应。

袁世凯上台后，库伦当局曾希望彼此互相承认，袁世凯答曰：“库伦独立，前清并未允行，中华民国亦断无允准之理”，要求库伦方面“刻日取消独立，仍与内地联为一国”。

库伦方面的回复是：“头可断，独立不可取消”，且有意建立包括内蒙、呼伦贝尔、新疆、青海蒙古在内的大蒙古国，不断鼓动内蒙王公归附库伦。

库伦方面“独立”所倚仗的力量是沙俄，但沙俄为自身利益计，并不希望库伦方面成为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

1912年4月26日，沙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在议会发表演说，即明确称为俄国利益计，“在与我国毗邻之蒙古切勿建立军事强国”，只可支持蒙古建立自治机构，不可支持其“独立”。

因民国政府坚拒沙俄干预蒙古问题，1912年8月15日，沙俄内阁会议决定直接与库伦方面谈判缔约，俄方承诺保护外蒙古自治，不准中国军队进入外蒙古，不准中国向外蒙古移民；作为报答，俄方要求库伦当局允诺不订立任何违反上述原则的任何条约，并保证俄国侨民、商人在历次条约中规定的在外蒙的一切权利和特权。

库伦方面尽管万分不愿以“自治”替换“独立”，但迫于形势不得不选择屈服与沙俄订立《俄蒙协约》。

袁世凯勉强保住了法律意义上对外蒙古的主权

俄方制造《俄蒙协约》的目的，是为了把不愿与俄方谈判蒙古问题的民国政府逼到谈判桌上。

果不其然，《俄蒙协约》订立后，中国朝野反应剧烈，抵制俄货，对俄宣战的舆论铺天盖地，民间也成立了很多征蒙团、伐库队；政府内部武力解决的呼声也很高。

1912年11月23日，中俄谈判正式开始。

经数十次艰难交涉，1913年5月20日，中俄达成协议草案6条，其中最要紧的是第一条：“俄国承认蒙古为中国领土完全之一部份，兹将担任此领土关系之延续，不谋间断。又，此领土关系上生出之中国历来所有之种种权利，俄国并担任尊崇。”

俄国所谋求的蒙古自治及《俄蒙协约》所规定的特殊权益，也大部分得到了中方的认可。

持平而论，中方能够使谈判达成这样一种结果，已可算竭尽全力。

当日之形势，库伦军队频频侵袭内蒙、其军械装备得沙俄资助，北洋军与之在热河、察哈尔等地屡次交战，互有胜负，有沙俄阻扰，武力收复已不可能；俄国又与日本订立有划分蒙古势力范围的密约，与英国也达成了关于蒙藏问题的谅解，国际环境也极端不利于中国。

但这种困境，在当日并不能为一般民众及政治党派所谅解。

谈判初期，几个主要党派中，国民党、统一党和共和党均主张稳健，赞成以谈判解决问题，唯力量不足只能自居于清高在野地位的民主党激烈攻击政府断送蒙古，要求推翻内阁，改组政府，武力征蒙。

但至1913年2月，国会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有望组阁，遂一变之前支持当局的态度，转而激烈抨击现内阁的外交政策，痛骂当局“今日外蒙将非我有，而政府犹日处歌舞太平之中”。

当然，其如此这般“翻脸”，目的是为自己上台造势，宋教仁对此毫不掩饰：“此次国民党大占优势，此为最可喜之现象，将来国会成立，国民党员必能占大多数无疑，扶危济倾，端在我党有志之士。”

宋教仁在世之日，国民党尚仅仅攻击当局的外交政策，宋遇刺后，国民党的言论愈趋激烈，不断大唱与国家实力严重不符的高调，谴责当局不能兴师北伐，实乃丧权辱国。

此种激烈言论，又颇得一般民众及舆论的欢心。

为扭转舆论，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进步党，不得不在其机关报上刊文劝告民众应该明白“今日之财力、兵力无可以开战之势”，不要“欲爱国而反至于误国，欲保民而适以殃民”，并指责那些唱高调之人动机不纯，“明知其事之不可为，而必发峭激之论，以博一时庸俗人之称誉。”

中方内部因《中俄协约》草案的内容争议不休，直到7月8日才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俄方却在11日宣布撕毁《中俄协约》。

待袁世凯解决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9月份恢复谈判时，俄方提出的新方案已更加苛刻。

10月29日，《中俄声明文件》5款及附件《声明另件》达成，11月1日由袁世凯批准。

据《中俄声明文件》，中方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及自治范围，承诺不驻军、不殖民、不另设行政官员，并接受俄国调处，承认俄蒙《商务专条》；俄方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并在《声明另件》中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

但库伦方面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屡次向俄国抗议称“蒙古政府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中俄两国政府使外蒙古屈从于中国宗主权之‘决定’”，表示决不放弃统一内外蒙古的建国理想，坚持独立决不加入民国，并为此在国际上积极活动。

不过在俄国的卢布和军火面前，库伦方面最终再次选择了屈服。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协约》22条在恰克图达成，《协约》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承认外蒙古系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俄两国承认外蒙官府的自治权，不干涉其内政。

中国勉强保住了法律意义上对外蒙古的主权，俄国则如愿以偿将外蒙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北洋政客高喊武力收复却无人行动，导致蒙古在苏俄扶植下独立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的历任执政者，如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基本上都主张以武力解决蒙古问题。

但这种高调背后，并无解决蒙古问题的诚意。

其影响最大者，当属徐世昌。

徐出于政治目的，设置西北筹边公署，以皖系大将徐树铮为筹边使，将其从北京支往外蒙。

此前，主持外蒙事务的陈毅正利��蒙古王公贵族和喇嘛之间的矛盾，争取取消外蒙自治。

1919年10月徐树铮率军到外蒙后，认为蒙古已属皖系地盘，取消外蒙自治是中俄实力的较量，如今俄国发生革命，尚无统一政府，正是以武力取消外蒙自治的好时机。

徐树铮武力取消外蒙自治的举动，得到了皖系首领段祺瑞的支持，徐世昌更发表大总统令，称外蒙系“自愿”取消自治，以掩盖武力强迫的事实。

此举极大地增加了外蒙权贵对民国政府的离心力，而徐树铮及皖系忙于国内政治斗争，又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巩固对外蒙的统治，其结果可想而知。

稍后，外蒙出现由苏俄支持的革命武装；白俄溃军也在日军支持下，打着恢复蒙古独立的旗号逼近库伦，并获得了失势王公贵族们的支持。

1921年2月，中国守军溃败，撤出库伦；3月，白俄军队成立“外蒙独立政府”。

“外蒙独立政府”的成立，使蒙古问题更加复杂化。

中国与苏俄均不承认该政府，中方认为消灭白俄武装即可取消蒙古独立，此系中国内政，他国不得干预；苏俄则认为白俄武装盘踞外蒙是个祸患，必须尽快清除，且有必要扶植一个亲苏而非亲日的蒙古政权。

缘此，苏俄屡次致函北洋政府，要求出兵外蒙剿灭白匪，且承诺“不受报酬，并不生条约关系，事必完全退出蒙境，不留一兵”，但北洋政府始终未曾应允。

之所以不允，除事关领土主权外，北洋军阀内部争唱高调，以资内斗，更是主要原因。

1921年5月，张作霖、曹锟、王占元等在天津商议对蒙政策，张作霖保荐张勋负责征蒙，曹、王等不置可否；待张作霖改变主意要用他人，曹、王等人反又一致推荐张勋；当天津会议决定征蒙由政府负担经费，曹、王等人又抢着表示愿意出兵；最后几经妥协，终由张作霖就任蒙疆经略使；张作霖走马上任后，却又只顾着向中央索饷，迟迟不愿出兵。

直奉两系为此大打口水仗，张作霖辩解自己不征蒙是中央不给饷款，直系则指责张作霖拿了巨款不出兵是民族罪人。直到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未向外蒙派出一兵一卒。

军阀们打口水仗的同时，1921年7月，苏俄红军已进占库伦，稍后又进占唐努乌梁海。由苏俄扶植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也随之成立。

9月14日，“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公开表示“不打算同中国发生冲突，但它声明，不再承认中国的总主权”。

10月18日，齐切林给列宁写信说：“‘蒙古革命政府’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它的成立彻底粉碎了日本建立从太平洋到里海的反革命战线的计划，由于有了友好的蒙古的遮挡，我国相当长的一段边界线变得十分安全了”。

11月5日，苏俄政府与“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签订条约，正式承认蒙古为完全的独立国家。

十月革命后俄国内乱，本是是中国强化、收复外蒙主权的良机，但军阀们忙于内斗，口号喊得天响，却毫无行动，终致坐失良机，反倒让苏俄扶植外蒙实现了事实上的独立。

苏俄玩两面手法，既承认中国对外蒙的主权，又扶植外蒙独立

1923年，苏俄政府派加拉罕来华谈判中苏建交，蒙古问题成为谈判的一大关键。

虽然加拉罕在各种场合不断申明苏俄对外蒙没有占据之心，称“赤军出动外蒙之目的，非在侵占领地，实因驱逐白党之不得已行动”，“设中国能充分保守，不令白党进入外蒙、胁迫赤塔，赤军自无久驻之必要”，但双方最终还是在外蒙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中方要求俄军于六个月内撤离，废弃俄蒙之间的协约；俄方则只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领土主权及苏军撤离，但拒绝规定撤军时间与步骤。

1924年1月17日，加拉罕甚至就蒙古问题在给中国谈判代表团团长王正廷的信函中发出了武力威胁：“倘若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再出现白匪，而中国政府仍予庇护，或不顾我国请求，不想或没有能力消灭白匪，则苏维埃政府将如同1921年在蒙古那样，只得借助红军采取必要措施，以保卫自己的安全。我们以极其艰苦的斗争所获得的自由及安全，绝不容许再遭受任何危害。”

最终达成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由外交总长顾维钧与加拉罕于1924年5月31日签订。

关于外蒙问题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苏联政府声明，一俟有关撤退苏联政府驻外蒙军队之问题，即撤兵期限及彼此边界安宁办法，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商定，即将苏联政府一切军队由外蒙尽数撤退”。

外蒙当局对中苏《大纲协定》的对策，是一方面不承认该协议，另一方面又继续维持与苏联的同盟关系。

苏联方面，齐切林于1924年6月致电外蒙当局领导人，称莫斯科不会让蒙古任人摆布，苏军不会从蒙古撤军。

次年初又发表对外谈话，称“苏联承认蒙古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但享有广泛的自治权；由此，中国不得干预其内部事务，蒙古并可建立其独立的对外关系。”

尤其是该《大纲协��》并没有宣布废除承认外蒙为独立国家的《俄蒙修好条约》，王正廷负责谈判时默许这一点曾让顾维钧非常恼怒，在日记中，顾维钧记载了这样一段轶事：

“北京大学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外交部要求与我面谈。我记得代表团的团长是李大钊。

他是那个由大约八至十名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组成的代表团的发言人。他的主要观点是王正廷博土与加拉罕先生所达成的协议草案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好的协议。

他想了解政府予以否决而不批准的原因所在。

向他们讲明政府何以反对这一协议并不困难，于是我便向他们解释了协议草案中的各点，并着重指出，外蒙问题是中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和中国领土完整问题，不容随意侵犯。在谈判中，王博士无权将过去俄国与中国或任何其他方面所签署的有关外蒙的条约排除在外而不置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列，从而默认外蒙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李大钊教授的回答使我极为震惊，他说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他讲话时非常激动，以致使我觉得他已失去了辨别是非的理智。”

李大钊如此表现，当属可信，陈独秀此时也一度“为苏联承认外蒙古归属中国三呼不幸，认为外蒙的民族自治将要为中国黑暗的军阀统治所取代，外蒙人民又要受苦受难了”。

但在顾维钧接手谈判之后，因顾忌苏俄与南方国民党政权建立外交关系，最终还是没能坚持要求苏俄宣布废除承认外蒙为独立国家的《俄蒙修好条约》。

由此，在苏联的扶植下，外蒙有自治之名，而有独立之实。

国民政府：蒋介石用外蒙独立换取东北新疆及全国统一

1924年后，外蒙虽然在苏俄的扶植下已实现了事实上的独立，但始终未能得到中国政府及国际社会的承认。

其后，是漫长内战和抗日战争，外蒙问题遂被长期搁置，直到1945年雅尔塔协定，中苏就外蒙问题没有进行过任何实质性的交涉。

蒋介石揣测雅尔塔密约可能出卖中国主权，非常警惧

1945年2月8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召开雅尔塔会议，会议结束后发表雅尔塔会谈公报。

但蒋介石并不相信公报上的内容，认为三国首脑必有密约，他在日记中写到：

“其果与英、苏以牺牲我乎？”

认为该密约很可能有牺牲中国利益的条款。

2月11日，雅尔塔会议结束，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俄国对我交涉迁延，中共态度转劣，当受三国会议之影响也。但余毫不动心，无论态度好坏，必待罗斯福总统之来报，详悉其内容而后再定方针；此时不必臆测，更不必焦灼也。”

说“不必焦灼也”，其实恰恰说明蒋此时因无法得知雅尔塔密约内容，而非常焦灼。

2月21日，莫斯科大使傅秉常打来电报，证实美、英、苏三国确实签有密约。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俄国对东北与旅大特权恢复之要求，当非虚传也……复按史对罗谈话大意，我政府须先容纳中共加入政府（即其所谓统一也），然后方易使中、俄合作之实现，是其用意可知矣，难怪共匪近更猖撅，有恃而无恐也。”

蒋介石揣测苏联在密约中可能会索求东北利益特殊化和大连、旅顺军港的占有，以及对中共的扶植，但似乎没有意识到可能会涉及外蒙问题。

3月15日，蒋介石从驻美大使魏道明发来的电报中获知有关罗斯福与斯大林关于远东地区谈话概要。

蒋介石惊疑不定：“阅此，但有痛愤与自反而己，‘雅尔塔’果己卖华乎？”

4月5日，在尚未获知雅尔塔密约真实内容的情况下，蒋介石拟定了几条中国应对雅尔塔密约问题的基本原则：

（1）租借地名称，为我中华民族所认为最大之羞辱与污点，今后决不愿此名词再见于中华民国之历史。

（2）收回租借地为国民革命之最大目的，如旅顺再被俄国租借，则我五十年革命与此次决战之无上牺牲，皆成为泡影，决难忍辱。

（3）如我政府承认租借，则不仅造成中、俄两国世代仇恨，而且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基因；如美国赞成或提议此案，则罗斯福在历史上永不能逃避其责任也。

蒋介石还表示：“关于旅顺问题，宁可被俄强权独占，而决不能以租借地名义承认其权利。此不仅旅顺如此，无论外蒙、新疆或东三省，苟被其武力占领而不退，则我亦惟有以不承认、不签字以应之。盖弱国革命之过程中，既无实力，又无外援，不得不以信义与法纪为基础，而断不可稍予以法律上之根据……勿为外物胁诱，签定丧权辱国卖身契约，以贻害于民族，而保留我国家独立自主之光荣也。”

4月24日、29日，蒋介石两次听取返回重庆述职的美国大使赫尔利关于雅尔塔密约内容的报告。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史达林要求旅顺与南满、中东各铁路恢复其日俄战争以前之特权，而并未有魏大使前所报告之中、美、苏三国共同管理之议也。”

他推测：“数月来之疑点，至此方得明了，但其全部内容，犹未坦白相示也。”

5月1日，蒋介石日记写道：“今后中国外交政策，惟求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

5月24日又写道：“我国亦不能放弃革命之原则，即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必须确保之宗旨也。”可见其对雅尔塔密约损害中国主权的警惧。

苏联的四项对日作战条件，蒋介石认为“己足置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

蒋介石的警惧很快获得了证实。

6月12日，苏联彼得罗夫大使会见蒋介石，提出《缔结中苏友好互助条约先决条件》五项：

（1）恢复旅顺港之租借，建立苏联海军根据地。

（2）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该港有优势权利。

（3）为保证苏联与租借港之联系起见，在保持中国在东三省主权完整条件下，组织中苏合办公司，共同使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

（4）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应保持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一独立国家。

（5）库页岛南部，及其接壤诸岛以及千岛群岛，应归苏联。

虽然彼得罗以上述五项条件系丘吉尔、罗斯福商定为由，希望压伏蒋介石同意，但仍被蒋以“此五项条件使中国变成不平等国家”的理由加以拒绝。

6月15日，美国大使赫尔利奉杜鲁门总统之命，正式将《在雅尔塔会议中之秘密协议书》交给蒋介石。

斯大林在“秘密协议”中提出四项要求，作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

其具体内容如下：

“（1）外蒙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应予维持。

（2）俄国旧有权利于1904年因日本之狡诈袭击而被破坏者应予恢复（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岛屿应归还苏联；大连商港应国际化，苏联在该港之优越利益应予保障，苏联租借旅顺口为海军港之权利应予恢复；中东铁路以及通至大连之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合办公司共同经营，苏联之优越利益应予保障）。同时中国应保有满洲之完全主权。

（3）千岛群岛应交给苏联。

（4）苏联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俾获以武力协助中国而达到中国自日本势力下解放之目的。”

针对斯大林的上述要求，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悲愤不知所止，甚恐此备忘录尚非其雅尔塔卖华之全文，然仅此者亦己足置我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而且美国本身今后百年内对东亚亦无安定和平之日。”

斯大林谈判中异常强横，“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6月27日，以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团长的谈判代表团奉命前往莫斯科，目的是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此前一天，6月26日，蒋介石提出对苏交涉要点九项，作为代表团对苏交涉的基本方针。

其中关于外蒙问题，蒋介石指示：“外蒙地方中国愿准其为自治领，在中国宗主权之下，成立自治政府。”同日，蒋介石召见彼得罗夫，表示“现在对外蒙问题最好不提”。

7月2日，宋子文自莫斯科电陈与斯大林会谈的情形。

电报称：“本日谈话中，对东三省比较满意，外蒙问题则成僵局。”

斯大林称外蒙人民不愿接受中国政府统治而希望独立，故希望中国承认外蒙现状。

宋子文反驳称苏联曾屡次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斯大林答说没错，转而强调苏联现因国防关系，不得不在外蒙驻兵。

宋子文告诉斯大林：中国政府目前不向苏联提商外蒙问题，盼斯也不提此难题。

斯大林强硬回复道：“如此吾人不能有任何协定”。

宋子文表示：中国政府若承认外蒙之独立，将损失中国人民对政府之信任，而且可能影响西藏问题。

斯大林则说可订一秘密条约，等日本战败后再公布。

总而言之，斯大林坚决要求中国承认外蒙之独立，毫不让步。

宋子文最后只好以须向蒋介石请示后再做决定，以拖延谈判。

关于斯大林的强横与傲慢，随同宋子文同赴苏联谈判的蒋经国有切身感受。

蒋经国后来如此回忆：

“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起初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止下流，

随后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

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

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着和他们谈判了。

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塔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父亲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

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及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后来，斯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

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

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私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

“当见到斯大林时，他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

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几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他当时态度非常倨傲，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

他干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

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25年，我们再加5年，则30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接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谈话一直继续下去，斯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

蒋介石无奈，只能允诺蒙古独立以换取“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

7月6日，蒋介石电报指示宋子文处理外蒙问题的基本原则：“外蒙独立问题，关系于我国前途之成败，实等于我东三省无异。若我国内（包括东北与新疆）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时，则外蒙独立或可考虑，以扶助各民族真正独立，乃为我国立国主义之精神也。但国内统一尚未巩固之今日，则无法使之实现耳。”

在有关该指示的备忘录中，蒋介石写道：“史达林对外蒙坚持其独立之要求，否则有协定无从成立之表示……若不允其所求，则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党问题更难解决；而且外蒙事实上己为俄占有，如为虚名，而受实祸，决非谋国之道，忍痛牺牲，而换得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乃决心准外蒙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而与俄协商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为交换条件。”

次日，蒋介石又电示宋子文，训示谈判的底线：

“此次我国之所以允外蒙战后独立者，实为作最大之牺牲，亦表示对苏作最大之诚意……我之要求之主要目的：

一、为东北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二、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之匪乱，此乃为我方要求之交换条件也……得有具体之结果，否则应作断然中止谈判之准备。”

之后的谈判中，关于外蒙问题，基本上就以蒋介石的这一指示为准进行了。

宋子文虽曾在波茨坦会议期间向杜鲁门诉说中国“为满足斯大林的要求，已超出雅尔塔协定范围”，请求杜鲁门劝说斯大林改变要求外蒙独立的立场，但杜鲁门为促成苏联尽快对日宣战，对宋子文的呼吁并未响应。

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做出妥协。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关于雅尔塔密约，长期以来，一直流传有一种说法，称蒋介石之所以接受密约，是以苏联放弃支持中共为交换条件。

换言之，该说法认为蒋介石将党派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为了政党一己之私利，而不惜出卖国家主权。

但通观整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过程，蒋介石最关心的问题，实乃“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以及旅顺、大连、中东铁路的主权问题。

蒋介石曾就外蒙问题遍询王世杰等左右的的意见，这些意见里也没有中共因素在内，王世杰后来记述道：“东三省等问题如确能得到不损领土主权之解决，则承认外蒙人民于战后投票自决亦尚合算，因外蒙实际上已脱离中国二十余年。尔后蒋先生约孙、哲生、邹鲁、戴季陶、于右任、吴稚晖、陈辞修诸先生商议，最后决定主张外蒙独立事可让步。”

此可见蒋及其身边幕僚，在考量外蒙问题时，确非以党派利益为出发点。

结语：

外蒙之独立，固然最终成于蒋介石之手，但观其由来，实有久远之历史成因。执着于将历史责任锁定于某一历史人物，未免过于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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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五四

近些日子，好多中国人都学会了道歉，给人一种国民素质大幅提升，人民群众开始五讲四美的恍惚感，我一度以为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形成了高尚的道德准则、完整的礼仪规范和优秀的传统美德、被世人称为“衣冠上国，礼义之邦”的时代，但现实却是，衣冠楚楚尚在，礼义廉耻全丢。

先是被内蒙古凉城警方跨省抓捕的谭秦东向鸿茅药酒道歉，而鸿茅药酒也假惺惺的表示原谅撤诉，但这里面失信、失职、失责、涉嫌滥用职权的几方，不但没事，也没人出来道个歉，对于有正义感的人民而言，这种道歉不亚于在船坚炮利的胁迫下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加入道歉行列的还有罗永浩老师，一向牙尖舌利嘴硬的他这次也乖乖地俯身献菊花，屈尊降贵无比动情地写了一封信，“为我早年的轻率言行，向我的投资者、合伙人、同事，和那些关心爱护帮助我们的锤友道歉，让你们担心了，对不起。”担心什么？肯定不是制造手机本身，因为担心也没用，很显然，担心的是老罗的嘴，北京日报对老罗涉嫌精日的痛批，也说明了这点，即便老罗在文末暧昧混杂着谄媚加上了“中国加油”四个字，老大哥也并不能满意这种轻描淡写避重就轻的道歉，早年的骑墙艺术已经不行了，现在必须旗帜鲜明的站队，老罗的商业锤子在意识形态大棒面前，只能算个球。

道歉的还有张小龙，并不是微信那个张小龙，每年的清明节，他并不会给被封杀的微信公号三鞠躬并烧点Q币以示悼念，不过这不重要。道歉的是北京的一个张小龙，他的儿子上不了学，他在微博发飙了，看到他发飙的内容时，我就知道过不了几天他就要道歉，他是这么说的，“我在北京工作四年，仅个税就交了400万，加上企业各种税，没有一亿也有八千万。没有享受任何社会福利待遇就算了，为什么连孩子上个私立学校也XX的不让？！这是什么XX政策！连我这样的孩子上学都如此费劲，其他人真的不知道怎么过！”。首先那两个税收数字就决定你失败了，这点钱还是不说为好，亲朋好友合作伙伴会因为这些钱把你当个人物，但管理你的人不会，最关键的是，“税”这个字，除了你要交钱，其他跟你的关系不大，跟你理解的它的本来含义关系也不大，所以说，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下馆子也从不付钱，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他道歉了，说明他了解了这个事情，懂得了这个道理。

日本是一个很爱道歉的民族，不论是在日常生活里，还是在影视作品中，总能看到各种道歉，我觉得他们的道歉分为两种，一种是平民之间的，这种道歉更多是一种礼仪，前些年有个日本人质被“伊斯兰国”组织绑架并撕票了，他的老父亲面对采访记者时不是急于表达悲愤，而是首先向日本社会道歉：“这次事件，真是各大家添麻烦了，非常对不起！”我的朋友、千串屋老板、目黑大哥徐晖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他店里的一位日本员工因故去世，他父亲从日本赶来杭州，见面时第一句话不是索要赔偿追问责任，而是“很抱歉，给你们添麻烦了！”。

日本还有一种道歉就是平民跟官员之间的道歉，当然不是平民向官员道歉，而是官员向百姓道歉，前阵子去东京，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六本木大哥和目黑大哥给安排的各种米其林美食外，还有日本官员的各种道歉和平民对官员的各种批评甚至是辱骂，在首相官邸门口，我看到了对首相的各式抗议和讽刺漫画，门口的警卫也不会上前驱赶，平民永远不需要向各级行政机构及其附庸道歉，更别说称颂了，行政机构干不好本职工作向民众道歉是最基础的行为，引咎下台也非常正常，这才是正常社会的正常现象，假如这些再正常不过、简单不过的是非曲直都不搞清楚，或者不敢搞清楚，而是靠着一个一个谎言自欺和欺人，社会当然会变得可笑，而这种可笑一旦延续下去，就会变成可怕的东西，比如说受害者向施暴者道歉。

孩子无学可上这事日本也发生过，早些年有个日本妈妈要重返职场，但孩子却上不了保育园，于是在博客上发表一篇题为《孩子上不了保育园，日本去死吧！！！》的匿名文章，日本人民没有说她是日奸，没有让她道歉，也没有让她滚出日本，日本政府也没有把她抓起来。在一个有问题的国家，她没有忍辱负重从大局出发，支持她的民众也没有以所谓的国家利益为重，她们站出来批评政府“浪费几百亿日元在奥运会上，有钱请有名的设计师，怎么不建设保育园？”这名孩子的妈妈积极争取自己个人的权利，同国的民众也很支持她，政府官员虽然有闪躲和托词，但并没有动手抓人，最终还是该道歉的道歉，该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务，这才是其乐融融的和谐社会。让受害者给施暴者道歉，不解决问题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样的国家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大国。

上周暴走漫画王尼玛被指侮辱英烈，被各大平台封杀，虽然对这种小粉红自媒体没什么好感也不需要同情，但总觉得“侮辱英烈”这事也太侮辱英烈了，连个裁判都没有就能定罪，当年英烈们牺牲自己的生命，一定不是想建设这么一个荒诞的时代吧？谁在侮辱英烈，你们他妈好好想想。5月23日，暴走漫画的CEO带着团队到董存瑞纪念碑前道歉，真不真心不知道，反正怎么看都是一次公关活动，好在董存瑞的妹妹发话了，算是挽救了暴走漫画吧，“我觉得这事儿算不上侮辱。我想多说两句，现在的年轻人要做到心中时刻有英雄，要加强法律意识。我们也需要暴走漫画这样的平台日后多宣传宣传英雄事迹。看到他们诚恳的态度很高兴，他们还很年轻，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他们这个平台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有漫画，动画，电影，年轻人创业做得很好，社会各界该支持的还是要支持。”

以上这些所谓的道歉（日本除外），真没看出有什么道歉的样子来，也不知道到底道了个什么歉，反而是下面这个事，真的需要某些人好好道个歉，而且不能单单只是道歉。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蒙冤28年获平反的刘忠林于5月23日下午向吉林省高院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索赔总额达1667万余元，并要求赔偿义务机关辽源中院在央视、《人民日报》等媒体公开赔礼道歉。刘忠林控诉其遭遇严重的刑讯逼供，“不但被细绳勒肉、棍棒抽打，由于“供认”的情节与警方掌握的线索不能吻合，办案人员用竹签插进其十根手指的指甲缝，并用一米多长、二三厘米粗的铁棍砸伤其右脚大拇指，最终造成其被迫截肢，落下终身残疾······”，这样的事仅仅道歉就完了吗？这样的事连个道歉都没有吗？该道歉的不道歉，不该道歉的反而歉意十足，我们这是怎么了？我们学会了道歉，并不是我们更彬彬有礼了，而是我们更老老实实了。

屈原在世，又要呻吟了：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

来源：王五四文集

日本一书店推出80后作家新书《八九六四》

再发现船只疑违反制裁北韩禁令日本通报联合国

日本全面牵制美国对朝鲜妥协

看看日本的幼儿教育和保育免费化政策

他们Po出自己在日本看到的一切这个国家让人震撼

中共在一步一步“征服”日本北海道

日本外务省：悬挂中国五星旗船只疑向朝鲜走私石油

日本第五次公布疑似中朝船只在公海非法交易

女儿乱画什么，日本暖爸都可以100%神还原，变成爱心便当，同学羡慕妒忌恨中…

原文链接：王五四：道歉这事也得讲点伦理 - 新闻评论

本文标签：伦理, 保育园, 官员, 平民, 张小龙, 日本, 漫画, 王五四, 道歉

#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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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riwangfingermedia · 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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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不會說話了！　原來是「後顱窩症候群」【健康醫療網／記者林怡亭報導】5歲大的浩浩(化名)出現發燒、嘔吐、步態不穩、嗜睡症狀約二星期，影像檢查發現小腦有一個五公分大的腦瘤，經臺中榮總神經外科周育誠醫師手術切除腦瘤，確定診斷為好發於孩童小腦的髓母細胞瘤。變得遲鈍不講話　原來是「緘默症」浩浩發病前是個活潑好動、愛講話的孩子，治療初期變得不會說話（緘默症）、手腳動作遲鈍，家屬相當的擔心浩浩是否從此長期臥床不講話了。臺中榮總兒童血液腫瘤科黃芳亮主任解釋，這是「後顱窩症候群」的表現，經過放射線治療、化學治療與復健運動，數月後孩子語言與肢體活動漸漸恢復，變回往日活潑好動的模樣。髓母細胞瘤需治療　追蹤並繼續復健臺中榮總兒童血液腫瘤科黃芳亮主任表示，後顱窩症候群可能發生於兒童後顱窩腫瘤，尤其是小腦腫瘤。文獻上指出後顱窩腫瘤的初步治療後，約有8～31%病人會出現後顱窩症候群，與腫瘤侵犯和黏附腦幹（生命中樞）、有鈣化而較硬、於中線位置等因素有關，其神經症狀特徵包含言語喪失或變少（緘默症）、視力障礙，情緒改變，吞嚥受損以及明顯的嚴重和精細運動缺陷。浩浩在歷經開刀治療，後續也在復健治療師徐維憶的幫助下，開始學進食、學站、用比數字溝通、開始跟阿嬤説話，且也順利完成放療與化療，並恢復健康活力十足。【延伸閱讀】卵巢癌新一代口服標靶　先測DNA修復癌症基因資料來源：健康醫療網游勝鈞;游胜钧;指動傳播科技;指动传播科技;指傳媒;指传媒;華民通訊社;华民通讯社;民生新聞網;民生新闻网,健康醫療網,資料來源：健康醫療網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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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noonspeaker-2019 · 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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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IJS (分清客套、禮貌與真誠)

看板Gossiping

標題[爆卦] 台灣藝人祝福兩岸國慶總結大盤點

時間Thu Oct 10 15:50:19 2019

消息來源 : 龍丹妮

10.1台灣藝人祝福祖國來看看總結大盤點

祝福祖國的有:

張韶涵 / 王力宏 / 羅志祥 / 陳喬恩 / 歐陽娜娜 / 林心如王大陸 / 陳立農 / 林彥俊 / 林志玲 / 宋芸樺 / 吳映潔 / 文琪张惠妹 / 彭于晏 / 张钧甯 / 陈意涵 / 赖冠霖 / 阮经天 / 刘以豪陈志朋 / 黄安 / 焦恩俊 / 田丽 / 林佑威 / 官鸿 / 李威 / 刘畊宏 / 贺军翔/ 黃少祺 / 汪東城 / 唐禹哲 / 辰亦儒 / 郭品超 / 張庭 / 任言愷 / 任容萱 ----- 微博點贊: 蔡依林 / 大s / 林志穎 / 禾浩辰 ins點贊:炎亞綸 ----------

沒有做出表態，並且在微博整天裝死的明星

蔡康永，小s，阿雅，范曉萱，楊丞琳，徐佳瑩，阿信，蕭敬騰，范瑋琪，林依晨，田馥甄，陳嘉樺，任家萱，alin，陳妍希，蘇有朋，吳奇隆，賈靜雯，吳青峰，鄭元暢，趙又廷，郭碧婷，歐弟，何潤東，張震，潘瑋柏，舒淇，冯德伦，杨祐宁，庾澄庆，郭采洁，明道，言承旭張軒睿，王心凌，陶晶瑩，李程彬，郭雪芙，周渝民 ==========

祝福 10.10 國慶的有

焦糖謝和弦館長江蕙堂娜

#ROC國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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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jiujun · 1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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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mas vibes for YSL | Jake Hsu 122422

#Jake Hsu #徐钧浩 #h3t cast #history 3: 圈套 #history 3: trap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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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ombre · 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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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训周报丨U15国少首战不敌朝鲜，青超U19上港大胜新疆

大家好，这里是青训周报。今天是星期五，我们为大家带来中国青年球员的近期动态，欢迎各位关注。

【聚焦国字号】

一、海口杯国际锦标赛，U15男足1-3不敌朝鲜。

7月18日，海口国际青年锦标赛在五源河体育场举行，中国U15男足在首轮比赛中1-3不敌朝鲜。

上半场比赛，U15国少队便0-2落后朝鲜队，恒大小将曾耀樟错失单刀。下半场比赛，朝鲜队任意球破门再次扩大比分，补时阶段，鲁能小将高镜淳为中国队扳回一球。最终，U15国少1-3负于朝鲜队。

中国队首发：2-李苏达、3-艾力库提-艾沙江、4-向荣峻、9-曾耀樟、10-何小珂、12-徐彬、15-陈迪亚、17-杨德江、19-买乌郎-米吉提、22-陈星、25-吴宏喆。

7月20日和22日，中国队还将先后迎战马来西亚和伊朗队。在昨天的比赛中，马来西亚2-0战胜伊朗。

附U15男足集训名单：

二、9月8日，中国U22国奥队迎战越南。

北京时间7月12日，据越南媒体消息，经越南足协确认，中国国奥队将同越南国奥队在9月8日进行一场热身赛，地点在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越南国奥队主教练是希丁克在执教韩国队征战2002世界杯时的助理教练。

【青超联赛】

三、青超U19联赛A组：上港4-0新疆，继续领跑积分榜。

7月18日，青超联赛U19联赛A组结束了第21轮的所有比赛，在本轮比��中，上海上港客场4-0大胜新疆雪豹纳欢，继续领先少赛一场的北京中赫国安2分，排名联赛第一位。国安4-3惊险战胜天津天海，继续保持联赛第二的位置。

（图：山东鲁能U19梯队首发图）

各场次比分如下：

上海绿地申花 2-1 广州富力

长春亚泰 0-0 大连一方

北京人和 0-1 广州恒大淘宝2队

江苏苏宁 1-0 河北华夏幸福

广州恒大淘宝1队 3-3 山东鲁能泰山

新疆雪豹纳欢 0-4 上海上港

河南建业 2-0 天津泰达

北京中赫国安 4-3 天津天海

上海申鑫 0-0 浙江绿城

青超U19联赛A组积分榜（截至第21轮）：

在争冠区，上海上港、北京中赫国安和广州恒大淘宝2队均取得胜利，依然排在前三位。国安和恒大2队将在下一轮直接对话，值得期待。

在降级区，上海申鑫拿到了宝贵的1分，缩小了同天津天海的分数差距。

青超U19联赛A组第22轮赛程如下：

7月22日

北京人和 VS 广州恒大淘宝1队

上海绿地申花 VS 河南建业

大连一方 VS 河北华夏幸福

广州富力 VS 浙江绿城

7月23日

北京中赫国安 VS 广州恒大淘宝2队

江苏苏宁 VS 上海申鑫

长春亚泰 VS 天津泰达

新疆雪豹纳欢 VS 天津天海

上海上港 VS 山东鲁能泰山

（图：江苏苏宁U19梯队首发图）

四、青超U19联赛B组南区：广东不敌重庆，申花12分领跑。

7月12日，青超联赛U19联赛B组南区结束了第18轮比赛。在本轮联赛中，上海绿地申花2队客场1-0小胜武汉卓尔，继续领跑积分榜。广东足协0-2不敌重庆斯威，但仍位列联赛第二位。

青超U19联赛B组南区第18轮完整比分：

贵州恒丰 2-2 成都棠外

重庆斯威 2-0 广东足协

梅州客家 0-6 湖北足协

四川FC 0-19 梅县铁汉生态

武汉卓尔 0-1 上海绿地申花2队

深圳佳兆业 2-0 浙江毅腾

（图：武汉卓尔U19梯队首发图）

五、青超U19联赛B组北区：黄海赢下青岛德比，呼和浩特赛季首胜。

7月12日，青超联赛U19联赛B组北区结束了第18轮比赛。在本轮联赛中，山东足协5-0大胜辽宁沈阳宏运，以12分优势领跑积分榜。青岛黄海客场3-0大胜青岛中能，赢下了同城德比的胜利。呼和浩特主场1-0战胜延边足协，拿下了本赛季的首场胜利，此前他们的成绩为1平16负。

青超U19联赛B组北区第18轮完整比分：

石家庄永昌 2-1 黑龙江FC

南通支云 0-1 秦皇岛北体大

青岛中能 0-3 青岛黄海

辽宁沈阳宏运 0-5 山东足协

北京北体大 5-0 陕西长安竞技

呼和浩特 1-0 延边足协

（图：青岛黄海U19梯队首发图）

青超U19联赛B组积分榜（截至第18轮）：

山东足协和上海绿地申花2队均保持不败，分别位居北区和南区的榜首。

随着呼和浩特拿下了赛季首胜，目前一场未胜的球队仅剩下了四川FC。

六、青超联赛华北大区：河北华夏幸福U17领跑。

因华北大区赛事较多，仅选出各年龄段A组赛事进行报道。

U17联赛

A组第六轮

人大附中三高 0-2 华夏幸福A队

进球：刘润楠、孙子全

A组第七轮

山东鲁能 5-0 天津泰达A队

进球：阿布杜热合曼·阿布杜克热木、高柏涵、卢宏达（2球）、柏昊宇

（图：山东鲁能U17梯队首发图）

北京中赫国安队 4-1 人大附中三高队

进球：马钰钧、张子鑫、安勇建、高健/张华峻

U17联赛A组积分榜：

U15联赛

A组第九轮

石家庄永昌 1-1 河北华夏幸福

进球：刘小琦（点球）/卢建辰

人大附中三高 3-1 河北青少精英

进球：白炅、徐峻明2球/魏基伊

U15联赛A组积分榜：

U14联赛

A组第九轮

山东鲁能 3-0 河北精英青少

进球：王浩宇、艾孜海尔-塔西麦麦提、王天佑

天津泰达 0-0 河北华夏幸福

U14联赛A组积分榜：

U13联赛

A组第八轮

山东鲁能 0-6 山东足协

进球：张炜承（3球）、张羽桐、张豪天（2球）

北京中赫国安 1-1 天津天海

进球：王子皓/朱家祎

（图：北京中赫国安VS天津天海U13）

河北华夏幸福 2-2 天津泰达

主队：张海清、梁明涛（乌龙球）/宋润熙、柳烨

U13联赛A组积分榜：

七、青超联赛华东大区：苏宁U14和嘉定U13各自领跑。

近日，青超联赛华东大区U14联赛和U13联赛在上海T98绿洲足球基地结束了5轮赛会制比赛，比分和积分榜如下：

U14联赛A组

第11轮

中南珂缔缘 4-1 江苏银佳

进球：汪施宇、刘杰、范玉铖、卢陈/钱政

江苏苏宁二队 0-3 江苏苏宁

进球：吴禹衡、余涵、吴钟灿

浙江绿城 2-0 上海绿地申花

进球：崔泰旭、齐银贵

（图：江苏苏宁U14梯队首发图）

第12轮

浙江绿城 1-2 江苏苏宁二队

进球：李泉成（点球）/沈超（乌龙）、周光国

江苏银佳 0-5 上海绿地申花

进球：陈品亚（2球）、徐良鹏（2球）、李亦奇

江苏苏宁 3-0 中南珂缔缘

进球：王一凡、周浩、王俊杰

第13轮

中南珂缔缘 4-1 江苏苏宁二队

进球：龙俊源（2球）、汪施宇、俞天豪/周光国

浙江绿城 4-2 江苏银佳

进球：李泉成（2球）、朱宏伟、沈超/梁文凯（2球）

上海绿地申花 1-1 江苏苏宁

进球：温竹新/王一凡

（图：上海绿地申花U14梯队首发图）

第14轮

上海绿地申花 0-1 中南珂缔缘

进球：范玉铖

江苏苏宁 6-0 浙江绿城

进球：王俊杰、王一凡（4球）、余涵

江苏银佳 1-5 江苏苏宁二队

进球：黄辰烨（点球）/杨硕、李毅、周光国（点球）、王志远、纪俊豪

第15轮

江苏银佳 2-3 江苏苏宁

进球：李其润、梁文凯/王一凡、张虎保、余涵

江苏苏宁二队 0-3 上海绿地申花

进球：王潞翔、纪景馨、夏永正

中南珂缔缘 2-0 浙江绿城

进球：俞天杰（2球）

U14联赛A组积分榜：

U13联赛

A组：

第11轮

江苏苏宁 0-1 中南珂缔缘

进球：覃虹皓

海宁嘉创 2-1 浙江绿城

进球：马晓哲、占文凯/许瑞

嘉定徐行中学 2-1 上海绿地申花

进球：周俊豪、农子韩/王思达

（图：嘉定徐行中学U13梯队首发图）

第12轮

海宁嘉创 0-3 嘉定徐行中学

进球：周俊豪（3球）

中南珂缔缘 0-2 上海绿地申花

进球：谭朝升（2球）

浙江毅腾 0-5 江苏苏宁

进球：殷国翔、康睿扬、林成亮、易浏意、洪钱圣

第13轮

江苏苏宁 6-0 海宁嘉创

进球：许振宇、赵宇锐（2球）、李鸿杨、赵新宇（2球）

嘉定徐行中学 0-0 中南珂缔缘

上海绿地申花 8-0 浙江毅腾

进球：史经利、杜明泽、蒙一鸣、巫明骏、黄征、胡明宇、谭朝升、刘翔

（图：中南珂缔缘U13梯队首发图）

第14轮

上海绿地申花 0-1 江苏苏宁

进球：葛逸鹏

浙江毅腾 0-9 嘉定徐行中学

进球：涂佳鑫（乌龙）、周杨杰、李子凡、李习楠（3球）、周俊豪（2球）、徐陆佳

中南珂缔缘 0-0 海宁嘉创

第15轮

浙江毅腾 0-9 中南珂缔缘

进球：王江华（乌龙）、王一华、顾锦晖、包鼎铭、吴雨成、周贤锋（3球）、郭意涵

海宁嘉创 0-3 上海绿地申花

进球：谭朝升（2球，1点球）、李涛

江苏苏宁 1-3 嘉定徐行中学

进球：赵宇锐/林朝灿、农子韩、李习楠

U13联赛A组积分榜：

八、青超联赛华南大区：恒大U17不败领跑。

U13联赛

A组第四轮

广州执信 0-2 清远足协

进球：王博鑫、陈子华

U14联赛

A组第四轮

富力俱乐部 1-3 广州执信

进球：达尼亚尔/陈伟、苏宇亮、魏烨山（乌龙）

深圳中学 1-1 海南中海

进球：李泽佳/秦肇彬

U15联赛

第四轮

富力俱乐部 5-4 福建足协

进球：李嘉俊、钟玮宏、吴鸿晨3/任智豪、田健2、舒圣垅

广东足协 1-0 深圳佳兆业

进球：黄俊凯

第五轮

广州89中 1-1 广东足协

进球：李钧予/刘方煜（乌龙）

U17联赛

A组第七轮

恒大足校 7-0 福建足协

进球：麦尔但-买买江2、魏文2、曹俊泽、王欣、冯轶梵

（图：恒大足校U17梯队首发图）

B组第七轮

深圳鹏城 0-10 梅县铁汉

进球：范海乾4、颜康、庞镇明、刘文轩、黄嘉琪、叶智鹏、李济林

九、青超联赛东北大区：亚泰U15、星辉U14八连胜。

U15联赛

A组第十轮

鞍山飞阳 0-3 长春亚泰

进球：樊超（2个）、尹星宇

（图：长春亚泰U15梯队首发图）

大连汇达向奕 1-2 延边海兰江

进球：吴清华/刘博、李世斌

黑龙江FC 0-0 大连一方

U14联赛

A组第十轮

长春亚泰 1-0 大连汇达向奕

进球：贺一然（点球）

大连星辉宏弛 4-2 延边北国

进球：范绪林、孙文超、高速、关建丰（乌龙）/冯嘉俊、崔胜然（点球）

沈阳国米 0-2 大连一方

进球：曲格平、张雪龙

B组第十轮

黑龙江FC 4-0 辽宁沈阳宏运

进球：江山（2个）、姜子豪、代治文（乌龙）

（图：黑龙江U14梯队首发图）

吉林百嘉 2-1 沈阳城市

进球：叶宇轩、段续/陈柏键

U13联赛

A组第一轮

大连一方 2-0 黑龙江FC

进球：黄山（2个）

丹东瀚通 0-0 长春亚泰

【海外球员追踪】

十、狼队U23热身赛告负，何朕宇登场。

北京时间7月19日，狼队U23球队迎来新赛季首场热身赛，2001年出生的何朕宇代表狼队出场，最终球队0-1小负皇家穆尔西亚B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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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ge-blog · 6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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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任化民：亡命兴安岭

亡命兴安岭

2016-02-02 任化民蔻蔻年华

“生命像条河，生活的道路越是艰险，生命的浪花越好看。”中学时，读苏联小说《��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在日记中写下的感想。没料到，命运真的让我的生活道路变得崎岖艰险，大学生成了“反革命”、通缉犯，逃亡大兴安岭，过着野人般的“盲流”生活。十年后，一九七八年才被吉林大学数学系找回落实政策。

往事不堪回首。但在大兴安岭的那段艰险的亡命生涯，却常常勾起我的回忆。这不仅是越苦的越耐人回味，更主要的是，浑厚粗犷的大兴安岭铸就了我生命的根、生命的魂，影响着我全部人生。就是后来我参军入伍，多次立功受奖，参加国庆观礼，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国家领导人接见时，我都想到莽莽苍苍的大兴安岭，它是我登上天安门的主要台阶。

在太平世道，妒忌人的坏人，他们的妒忌心只能压缩在胸内，不能释放；到了坏人当道的动乱时代，人间正气消减，他们的妒忌心猛烈膨胀，便乘机干起原先想干不能干的各种卑鄙的坏事来。狼要吃羊，随便都能找到借口，我无尽的灾难从我的一首小诗开始了。

一九六零年十月五日，农历八月十五，我十六岁，在高中二年读书，农忙假回家秋收。在村北的一棵杨树上用镰刀刮掉一块树皮，在树干上写下了一首诗《回故乡》：“八月秋高田野黄，北雁高飞向南方，雁飞南北为寒暑，我爱故乡回故乡。”“文化大革命”时被我的同乡上纲上线：六零年蒋介石反攻大陆，说我自喻大雁，要飞离北方大陆，投奔南方台湾。无尽的灾难就从这首小诗开始了，公社造反派与吉林大学造反派一联合，我这个全公社第一个大学生，县高考状元，数学系六二级新生第四名，被投入文字狱最底层。

吉林大学数学楼被改为专政楼，关押着二百名牛鬼蛇神。说也巧，关押我的307牢房，恰是我入学时的第一间教室，也是十年后我落实政策走上数学系讲台的第一间教室。同号的还有党委书记刘清，学部委员数学系主任王湘浩，中文系诗人公木张松如, 法学教授贾毓麟，就是一九二零年在北师大给李大钊烈士写碑文的地下党员，外语系主任王昆，物理系书记刘凯，法律系讲师张哲，最小的是我。罪名是“反动学生”。

我曾逃亡一次，被抓回来后又加个罪名“企图叛国投修”，刑罚加重了。老虎凳、灌凉水、烟头烧，我被打得死去活来，昏死在地上，让牛鬼蛇神们像告别遗体一样围着看不服无产阶级专政者的下场。死人的消息经常传来：科研处长张英华跳楼自杀了，物理系朝鲜族讲师金正占跳楼自杀了……专政人员训我：“任化民你也想死吗？那便宜了你！判你十五年是轻的！”我不言语。无论我遭受多残酷的折磨，身心有多痛苦，我都没想到死，也没想到在铁窗里被关押十五年。我没罪，我渴望的是自由：“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要为自由而抗争。

六八年十月五日，国庆节期间没提审，同号人吃不了的饭菜都给了我，我身体康复很快。黎明前，我在改造日记上留小诗一首：“清清南湖水晶坟，碧波荡漾掩孤魂。浮萍为伴鱼为侣，阳间难觅此幽阴。”趁看守不备，从三楼厕所窗口跳下，摔在楼后湿地上，幸好没有跌伤。就这样，在其他同学正领取毕业证走向工作岗位时，我逃离专政楼，消失在长春黎明前的黑暗中，去追寻被无辜剥夺了的人生自由。我逃跑了，307号的人们遭了殃。地铺与我左右的刘凯和张哲老师被打得线裤都被血粘在身上脱不下来，说是他俩知道我逃跑迹象而没报告。

比我还快的几百张通缉令贴遍东北三省各地车站、码头、边境口岸。我跑到沈阳，在东北灯泡厂工作的哥哥办公室里都有抓我的通缉令；我跑到哈尔滨，在道里区江上派出所，没见过面的表姐夫一下认出了我，我感到惊异。他用身子挡住我，指指派出所门旁的通缉令，原来我与照片一模一样，很好辨认。这通缉令是吉林大学专政队在吉林日报社印刷的，至今还欠报社二百元印刷费没给呢。我跑到朝阳、赤峰、白城等城市，都无法安身，城里太紧张了。有一次，我在七十多岁的老王大娘家里，忽然街道有人敲门进来，大娘把我藏在日本式房子的小壁格里。大娘左右周旋，才使我脱了险。救我命的大娘今年一百一十岁了还健在，生活自理。每逢过年过节我去拜访他老人家，她都说：“我救化民积德了，活一百多岁。”

于是我改变逃跑路线，从城市转向农村，认为农民善良朴实，能安全些。没想到，农村更难藏，村子小，几十户人家，谁家来个生人，不几天全村人都知道，传到大队革委会就是危险。那年月，人性最卑劣的一面被发扬得淋漓尽致。派别不同、观点不同、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亲友为敌、同志相残的现象真是司空见惯。农民积存的那点古朴善良也多被邪恶潮流涤荡殆尽。真正善良的人们也很害怕，把善念存在心里而不敢有什么善的行为。

田野里的庄稼都进了院子，我连苞米、大豆都吃不到；过夜的谷码子、高粱垛都没了；天寒地冻，无处藏身。风雨夜，趁着站岗的民兵不注意，我潜回自己家。打虎全仗亲兄弟，上阵全靠父子兵。危难之时方显骨肉亲情。父母兄弟冒着灭门的危险，把老任家历代唯一的大学生藏在地窖里。外面风声紧，搜查一阵接一阵。在阴暗潮湿的地窖里一躲就是一年多。多亏我自幼长在农村穷人家，能吃一般人吃不了的苦；也多亏父母给我一个好身体，熬过了那黑暗的岁月；也多亏当时深挖洞、广积粮，弟弟们借着备战挖地道的机会，改造了地下室，搭了火炕，安了电灯电炉。

不能总这样躲在地窖里，给全家人极大的精神压力，在针毡、地雷上过日子，应该到外地去谋求生存。趁民兵看的不紧，在无月的下半夜，母亲摸黑为我做顿饭。我吃不下，父母兄弟无声的哭作一团。父亲再三告诫：到外边再苦再难，也别走下道，别干伤天害理的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母亲也叮嘱：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出门前我跪在地上给父母磕了三个头，身上带着几个鸡蛋、一把电工刀、一盒火柴，斜出家门，翻过墙头，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黑暗之中，踏上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漫漫长路。

飞出牢笼的鸟儿是自由的，哪怕是在黑夜里飞。我必须跨过洮尔河、罕达尔河，到内蒙绰尔河西去找一门子不曾来往过远房一家子。为了认一家子，我按宗谱编排改了名：任启学，老家顺天府玉田县任各庄，孤儿，高中毕业，知识青年，不愿下乡，出来散逛。为了尽快逃离平原地区，有时一天要走一百五十多里，双脚都磨起了水泡。避免麻烦，尽量少进村子。饿了，抠地里刚出土的黄豆芽，有点豆腥气，吃一会儿就甜丝丝的了。我想，这总比长征吃草根树皮强。渴了，用帽子过滤路边的泡子水，仰脖接着喝。晚上藏在生产队场院的柴禾垛里，冻醒了再走。实在太累了，找个背风的地方倒下就睡着。天亮一看，吓一身冷汗，原来是旧坟坑，里边还有烂棺材板子和破布片呢。细一想，也没啥可怕的。其实，世上可怕的不是死人，而是活人。饿得实在挺不住了，才敢进屯子。不能进房舍好的院子，那多是大队革委会主任的家。要进村头门面破旧的人家，那是地道农民的家；穷人，善良的多，向着弱者的多。也不能进有知识青年点的屯子。进入内蒙地界，下乡的是天津青年。据当地社员讲，天津知识青年可凶了，生产队长都得听他们的，特革命。天气渐渐暖和起来，我还穿着一身棉衣服，太扎眼了。我到一户人家，说是邻近公社的知识青年，马跑丢了，出来找马，走得太热太渴了，找点水喝。我是农村长大的，唠农村嗑滴水不漏，不仅博得他们的同情，供我一顿饱饭，而且用我棉衣换他们几件单衣，轻快上路了。

一天，我饥肠辘辘，钻进刚蔫巴樱的苞米地，啃青苞米。正吃得甜丝丝的，发现地边有一个看青的人，握着镰刀走过来，但没发现我。我觉得偷吃苞米不好，地里出现了空杆棵，看青的也不好交待。就迎出来打招呼，想说明情况，赢得他的同情和谅解。谁知那人一见我手里头的青苞米，不容分说，上来就要抓我，并操着天津老太腔大喊：“抓偷青的啦！”我见遇到天津知青了，撒腿就跑。附近干活的知青们也都拎着家伙冲过来。让知青抓住，打个半死是轻的。他们下乡的怨气没地儿发，内讧、自相角斗的事常有发生，巴不得每天都能打一仗出出气呢。我仓皇奔跑，突然，一条河挡住逃路。我站在高高的河崖子上，河水静静的没有浪花，越是这样的地方水越深，老百姓叫这王八汀。追的人群很近了，镰刀都飞过来了，砸的河卵石哧哧冒火花。我从河崖子上一头扎进深水里，潜游一会儿，浮上水面。一群天津人站在河崖子上叫骂着，飞过来的石子打得水面扑扑响。我向下游对岸漂去，心想，多亏上大学时我在长春南湖练就一身游泳的本领，不然，我这祖籍顺天府玉田县的人也要死在河北老乡天津人手里了。

快上岸了，我正得意，突然，脚被捕鱼的丝挂子缠住，将我绊倒，喝了一口汤。我意识到了危险，忙奋力浮上水面，摘下腰间的电工刀割断鱼网。可是，刀不快，网结实，割不断，网上挂住的鱼又往深处挣，我又被拖倒，又喝了一口汤。就在这千钧一发、生死瞬间的关键时刻，一位老汉跳下水来，拉住丝挂子，将我和几条活蹦乱跳的细鳞鱼拖到岸上。

老汉从丝挂子里摘出我，我跪在地上就给他叩头，谢他救命之恩。老汉忙扶起我说：“别谢我，谢老天爷吧，你小子祖上有德，大难不死。我也得谢谢你，要是你淹死了，我罪孽就大了，是我下的丝挂子呀！走，快到我家去吧。”

几句话，就知道老汉是个善良的人，我痛快地跟他进了屯子。这是蒙汉杂居的地方，蒙语叫驼门扎拉嘎，汉语叫骆驼沟子。老汉姓刘，汉族，在离家三十里地的公社粮库打更。老伴是蒙族，两个女儿，大的叫格日乐，21岁，中学毕业，小学民办教师，小的叫达古拉，在公社民办中学读书。刘家蒙汉联姻，在屯里威望很高。

刘大叔一家盛情款待我，多长时间没正经八摆地食人间烟火了：热腾腾的小米干饭，酱焖细鳞鱼，粮库酿的高粱酒。当听了我的孤儿身世后，大婶更热情，不住的说：“这是缘份，这是缘份，打鱼打个儿子回来。”她对不肯上桌的两个女儿说：“对没妈的孩子要高看一眼。”说得我心里酸酸的。当提到要找一家子时，刘大叔说：“你不能去找，他被打成‘内人党’（内蒙人民革命党），斗死了，家里正倒霉呢，你投奔他能行？先在我这住下，慢慢想办法。”

他们的善良和热情还是使我留了下来。大叔去粮库上班，我帮大婶侍弄房前屋后两块大园子，采菜喂猪。我是农村人，干农活不仅内行，而且有窍门。劳动，显出我的聪明能干，也透视出我的本份，绝不是那种不正经的二流子。劳动使我赢得她们母女的信任和喜欢。格日乐开始夸奖我：“没想到你文质彬彬的，还能干活。”达古拉有不会的数学、物理问题问我，我忘了自己的处境，解答的比老师都明白。身世可以造假，知识难以掩盖，它总要化为智慧溢表出来。她们同我谈电影、讲小说，发现我古今中外知道那么多，简直就是大知识分子。

我向她们学习蒙语、蒙歌、拉马头琴，说不定啥时候用着。大叔是屯里有名的打鱼郎，跟大叔下河打鱼、钓鱼，跟格日乐舅舅哈斯布赫上山打猎，他是这一带有名的炮手，山里通。了解风土人情，以便更好地融进当地人群中，不像山外来客。当地人都信神，在动荡年代，神灵是弱小无助人群的保护者。格日乐领着我到东山峭壁上拜胡仙洞，说胡仙显过圣，可灵啦。拜每个山头上用石头堆成的敖包，那是蒙古人敬神的地方。到萨满（巫神）家看跳大神、给人治病。在缺医少药的偏远山区，萨满就是医生。这里，与红旗招展口号连天的都市比，真是同一时代不同天地。在交通不发达、通讯不方便的那个时代，时空显得真大。一个人一天拼命走，活动范围不过百八十里，一条新闻从山外传过来，不仅是旧闻，而且完全走了样。多狂的政治风暴，到了大山深处，几乎都失去了威力，被大自然削弱平息了。这是“山高皇帝远”真义的具体展现。山外恶浪翻滚，山里依然是边疆的泉水清又纯。

刘大叔在粮库给我找活，扛麻袋，是阎王活，一天干十四个小时多,一袋绿豆二百斤，压在我这体重不足一百一十斤的身上，那真是刹骨的疼啊。做囤时要扛一百二十斤麻袋上六级跳板，十多米高，摔下来不死也是重残，粮库养着两三个这样的正式工人呢。为了生存，有享不了的福，没遭不了的罪。我咬牙挺过来了。刘大叔常叮嘱工头多关照我，格日乐到公社供销社买东西时来看我，在公社民办中学读书的小妹达古拉也常来看我。粮库里从上到下都以为我是刘家的大姑爷呢。人们开始高看我，工头也不再欺负我了，我日子好过多了。雨季��库没有活，我回驼门扎拉嘎帮大婶种地、养猪。大婶对人们的传言早有耳闻，也看出自己姑娘格日乐对我的爱慕之情。只是我不太进入那种角色，总像儿子不像姑爷。大婶总试探我家里是不是有对象。

一天，屯里来了位算命瞎子，大婶把这人领回家吃饭，要给我算一算。我不想算，大婶不依，只好算一卦。算命的按我生日时辰掐算一阵说：“此人正在难中，但无牢狱之灾，他左脚心有个红痦子，是走星照命，流浪他乡，十年后出头露日，以后出人头地相当不错。”一番话说得大家都楞了，大婶看着我的眼睛，格日乐盯着我的左脚。达古拉爽快，一把撸下我左脚袜子，让我抬起脚，八只眼睛都盯着脚心那颗暗红色的痦子。连我都不知道，真神了！

事到如此，面对善良的救命恩人，只好实话实说了。达古拉像听故事一样，好像我在讲别人，听得颇有兴致。格日乐低头沉思，大婶泪水滴滴。全家人沉默许久，大婶擦擦眼泪，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光复那年（一九四五年）秋天，大婶十七岁，日本兵在五岔沟被老毛子打败，有七个日本兵跑到驼门扎拉嘎，挺可怜的，都是农民，家里有老婆有孩子。大伙就把他们分开藏起来。大婶家藏的叫依哇一兹尼，名字咬嘴，就叫他一挖一锹泥。白天大婶的父亲领他钻山，采榛子、橡子、木耳，晚上才敢回来。大婶帮他缝洗衣服，听他教日语阿衣屋也敖，看他媳妇照片。老毛子来抓好几次，也没逮着。一年后消停了，他们才去齐齐哈尔回了日本。大婶说她父亲积德了，那年着山火，烧死八个人，她父亲逃了出来。

大婶说：“你没杀人放火，就说点啥写点啥，没犯法，别怕，就在这儿呆着吧。”大婶善良得不明白，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大叔回来了听了我的事儿，一个劲抽那袋蛤蟆烟。好久才说：“你要留大叔家不撵你；你要走，我让哈斯布赫送你出去，到外蒙去，他那儿有亲戚，挖“内人党”时，他送过好几个人。边界好过，咱们中国双日巡逻，他们单日巡逻，双方不见面，怕冲突。

我沉思良久说不行。我出去再也回不来了，能回来也是当特务，老毛子克格勃不能放过我这个会俄语的理科大学生。我在国内躲一躲，形势一变就有出头的日子。出去是汉奸，哪个朝代也不会给汉奸平反的。历史证明我的抉择是正确的。吉林大学化学系六三级学生李洪舒外逃苏联，当了特务。从新疆额尔齐斯河口入境被俘后为我方工作，帮助揭露了苏联驻华使馆特务行动。并以他为原型，拍成反特电影《熊迹》。

夜里，全家都没睡好。我必须离开刘大叔家，不能让他们提心吊胆过日子。上哪去呢？我进入梦乡：天上的北斗七星大如铜盆，闪闪发光，把一个三面环山一面邻水的小镇照得如同白昼。我在河水里畅游，胜似闲庭信步。醒后，我决定向北走，找我梦想的北斗七星镇。人顺的时候，可能啥都不信，不顺时，信天信地信命信梦。

要离开的那几天，全家人都不爱讲话。大叔让我记下他在北山（大兴安岭）里所有的亲戚朋友，大婶则是缝补衣服，格日乐拉着马头琴，呜呜咽咽诉说着《嘎达梅林》，不知北飞的大雁哪年再飞回来。

大叔大婶达古拉送我到屯外，我身上有钱，大婶又塞我手里三十块钱说：“穷家富路，大山里可不能步行啊，要坐车走。实在呆不下去就回来，大婶我还留你！”我泣不成声：“等我得好那天，一定回来看你们！”大婶说：“别哭，吉人自有天相。”格日乐领着大花狗送我到北山口，临别时说，祝你心在流水，志在高山。我领悟她的心思：要我心在流水不腐，志在高山不移；也要我人在高山兴安岭，不忘故地绰尔河。她一直望着我消失在远方……

离别，撕心裂肺，刻骨铭心。这次离别比当年离别父母家乡还难受，那时是逃离魔掌奔向自由，而今天是离开善良温暖的港湾去闯大风大浪。后来演电影《归心似箭》，我竞连看了三场，看三场哭三场。现在，每当电视画面出现大草原、大森林、腾格尔、德德玛和马头琴时，老伴儿总要叫我快过来看。她知道，内蒙是我的第二故乡，魂牵梦绕的地方。

在大兴安岭南麓这段生活，奠定了我在大兴安岭深处生存的基础：身体彻底康复，能干各种吃苦的活；了解山里的风俗习惯，能应付各种情况，不是当初文弱书生，而是闯荡江湖的老手了。但是，没想到的是，在大兴安岭林海深处遇到的更为严酷。

按大叔提供的线索，我到过海拉尔牧场，领略了呼伦贝尔大草原的风光，但这不是我的去处。我到过乌尔其汗林业局、图里河、伊图里河、克一河、甘河、吉文、加格达奇等地，都不适合我生存，也不是我梦想中的北斗星小镇的模样。这时，我的身份也变了，不再是吉林省大安县人，而是内蒙古绰尔河人，因为那是我再生的地方，我对它太熟悉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地方了，那就是鄂伦春自治旗所在地阿里河镇。如果这里呆不下，那只好去更北方塔河或呼玛林业局了。

那天上午是个大晴天，当我走出阿里河火车站时，看见蓝天白云之下，周围山岭长满青松，阿里河流水碧波荡漾，这不正是我梦中的北斗星镇吗？我兴奋异常，很顺利找到林业局仓库工作的“亲戚”。姓徐的主人非常欢迎我，他身体不好，孩子小，家里的地没人种，牛车没人赶，奶牛没人放，正好需要一个劳动力。于是，我成了他家的长工。

我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他家的面貌：新板夹泥房子盖了起来，前后两亩多荒地开成长满土豆、大头菜、布留克的园子，院里堆满了松树桦树柈子，连周围的“墙”都是木柈子砌成的，草垛像小山一样，够几头牛吃一冬天的。

周围的邻居也经常使唤我：修房、种地、打草等，活不白干，一顿好酒好菜和一些夸奖的话。也常帮邻居写信，修电灯，修收音机、自行车、牛车，以及辅导孩子学习等。邻里关系好了，他们帮我找活干。我在粮库干过，那是我在绰尔河粮库学的本事；修过汽车，筑过铁路，当过木匠，放炮开山采石等。采伐倒套子（用牛从山上往下拖原木）是最苦最危险的活了。零下38度是正常气温，一有寒流就零下42度。滴水成冰，呵气成霜。半夜喂牛，摸黑出车。踏着半米深的积雪，抱着鞭子，蒙蒙愣愣地进山。一颗大松树底径有七、八十公分，用弯把子锯得拉一个小时。放倒后要截成四米长件子，用爬杠装车。一千多斤重的大原木，一个人装上牛车需要很高的技术。用铁压机把钢丝绳紧好，车后拖根小口径原木，刹车用，防止跑坡。伐木危险，下山更危险，经常翻车伤人。连饿带冻，三更半夜到家。

一天，二十多米高的松树锯断了，晃晃悠悠就是不倒。人不敢离开，怕突然倒下躲不开。我按伐木工人说的，给山神爷磕头，树不倒；又把白茬皮袄抛出去，期望树倒下去砸皮袄，树还不倒。人不活动，一会儿就冻坏，真急人。忽然，一阵山风窜过，大松树吱吱呀呀一阵叫，旋转着倒下去。坏了，拧砟啦！这是不定向倒法，大树会横扫一大片的，这样砸死砸伤的人最多。我急忙窜到一颗松树后，轰隆一声巨响，倒树扫在这颗松树上，又砸到雪地上，树上的积雪往下落，地上的积雪往上飞。我吓傻了，回过神后赶忙向山上叩头。

真是祸不单行。下山时，车后拖的原木猛地卡在积雪下看不见的树桩上，钢丝断了，牛车猛地向山下冲去。我抱着车里辕，用双脚蹬雪刹车，无济于事。突然，车左轱辘又垫在倒木上，车轮腾空而起，向外翻去。我被里辕挑到空中，甩到一边雪地上。车翻了，幸好人秋毫无损。我吓破了胆，心想今天就不应伐大家称为山门谁都不敢动的那颗大松树，何况它上面还蹲个猫头鹰。打开压机，卸掉木头，空车回家。这是我上山第一次空车回来。别人三天两头出事，不是翻车就是冒泡（爆车胎），他们称我是“神车”，今天我也不神了。

空车下山，牛奔家，跑得很快。这时，从林子里窜出来三个打飞龙（学名榛鸡）的小青年，要坐我车下山。我说牛腿瘸了，拉不了。其中一个突然一拳打在我左眼上，疼的我捂着眼睛直不起身来。泪水、血水顺手缝流下来。他们一看打坏了人，又都窜进林子里。我满眼血红，视力模糊，幸好眼球没瘪。空车到家，已是半夜了。第二天早，邻居们都来看我，送来云南白药。他们都说那是三个地癞子，老子是当官的，谁也惹不起。一个多月，我的眼睛才好。

聪明、能干、老实厚道，人缘儿好，家里又没啥人儿（光棍）,我成了有姑娘人家评品的对象。东院邻居来介绍对象，是她的侄女，姑娘我见过，挺不错的。但我房东担心别人抢了他的好劳力，让他外甥女从讷河县特意赶来介绍给我。邻居一看抢不到我，就起了歹心：我得不到，谁也别想捞着。

大兴安岭是卧虎藏龙的地方，有十万“盲流”。有右派、反革命、走资派，混不下去的农民。那里的苦活、累活、危险活都是盲流干，就像现在的农民工进城一样，干建筑、筑路等力气活。当地离不开盲流，可上边又经常清理抓捕遣送盲流。说人都跑山里来，影响生产队抓革命促生产，是给社会主义抹黑。阿里河镇就有盲流人口收容遣送站。抓住先一顿胖揍，然后干苦力，挣够路费押人上路返乡。别人抓住了有处遣返，我往哪儿送？所以，我与邻居关系非常好，真是有求必应。房子着火，我第一个冲上房；人喝多了冻在雪地里，没人敢管要冻死了，我背他送回家；三更半夜，老人老了（去世），也来喊我，儿子不敢抬大头，我来抬。我给公安分局的人干活，打好招呼，让他们多关照。

尽管我辛勤营造安全环境，也难防叵测人心。在清查盲流运动席卷全镇时，邻居女人到收容遣送��告密，说徐家有个身份不一般的盲流。一群人来徐家抓我。多亏我早有提防：院子的木障子高三米，上有铁丝网，房子按蒙族风俗留西窗，窗下障子留有活门。抓我的人在东大门砸门，我跳出西窗，抽开活门，跑了，躲到盲流朋友家。第二天，我迎着棒棰（人参）鸟的“盲流好苦，盲流好苦”的一声声凄厉的哀叫，背着简单的用品，钻进了阿里河镇北面的大森林里。

有句口头禅：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到山里住。每当盲流被逼无奈时，就背着粮盐、火柴、猎刀、铝盆、狍皮等，到大森林里去采木耳。那时一斤干木耳也能卖十来元，运气好时一天能采一斤木耳，一两个月回来，也能对付五六百元，在那时可是个不小数目。就像淘金热一样，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吸引着全国各地（山东、四川、河南、安徽最多）盲流来淘金。有的不知大森林的险恶，没有与大森林亲和的本领，许多人葬身林海之中。大山里的河水虽然不深，但只有零上几度，很难游过去。一些南蛮子会水，只知深浅，不知冷热，结果抽筋溺水身亡。山林里草木茂盛，沾火就着，不会打防火道，不会野外用火，常引火烧身又烧山。可怕的还有一猪二熊三迷路。要是不慎闯到猪窝熊洞边，或碰上带崽的母猪母熊，或碰上追情逐爱的它们，都要与人拼命的。没有经验的人最容易迷路，干走走不出来，失去信心，精神崩溃，人就完了。其实，山里最可怕的不是自然不是野兽，如果能像鄂伦春人一样与之和谐相处，也都相安无事。最可怕的是人。过去进山的人讲山礼山规，很义气。主人不在撮罗子（窝棚，鄂伦春人称仙人柱）里，你可以做吃做喝，完后原样放好，东西一样不动。就像鄂伦春人留下的规矩：猎人打到大的野兽一时运不走，把猎刀插在野兽身上。别的猎人见了，可以割肉吃，但刀不能倒，更不能动。如果动了，他要拼命的，这就是山里的法。现在的人可不行了，尤其是山外关内来的盲流，把打砸抢的造反精神也带到大森林里来。为了抢木耳、药材、偷粮盐时而发生血案，纵火烧山的恶性事件也常有发生。

在大森林里安家很简单，不用办理户口迁移，不用申请房号批地皮，只要符合大森林的规矩，相中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搭撮罗子。我相中一块风水宝地：背风朝阳山南坡，河水在山谷汇成一个湖泊。湖水明亮如镜，鱼在云中游,鹰在水里飞，青山蓝天尽在倒影中。临河近水，可防山火；临林不入林，可防林中野兽突袭，遇到民兵搜山，又能钻进林子逃走；两厢山坡上长满柞树、桦树，是采木耳的好场地。我为湖水命名：卧龙潭。

清理枯枝烂叶和杂草，烧出防火道。一把猎刀又当斧子又做锯，用松木杆做骨架，桦树皮做瓦，苫上厚厚的小叶樟，一个撮罗子就搭成了。用桦木杆做床，铺上干草、狍皮，天然弹簧床。为防火，门口几米外，就地挖坑，架上铝盆当锅灶，一个家就建成了。吃的是盐水煮苞米面尜。要想吃到油水，就得抓青蛙、泥鳅、蛇、松鼠、桦鼠、石兔。运气好时，能捕到大一点的猫头鹰、野鸭、雪兔。野菜满山都有：最多的是蘑菇，蘑菇生蛆没毒，煮出的汤上漂着白花花一层蛆蚜，木耳、柳蒿芽、黄花菜、山芹菜、山韭菜。野果更丰富：山丁子、稠李子、都柿、雅各达、水葡萄。最好吃的是都柿，又酸又甜，营养丰富。现在人们极力推荐的抗自由基的蓝梅，又称越桔，就是那满山遍野的都柿。坚果只有一种：榛子。野猪、松鼠、桦鼠、石兔等都吃榛子，不多日子就只剩下一地空壳了。大自然是慈悲的，总是给想活下去的人一条生路。

大兴安岭的气候也反复无常，日夜温差很大。晴朗朗的天，来块云彩就下雨。雷电冰雹是常见的天气现象。一天，风云骤变，电闪雷鸣，下起瓢泼大雨。我躲在撮罗子里，看老天爷给我的第一个下马威。突然，天地一亮，轰一声，一个闪电打在湖面上，击起几十米高水柱，夹杂着银白色的鱼，又散落在湖边的草地上。天老爷严厉又慈悲，赐我鲜鱼吃。

采木耳是个苦活。多是阴雨天采，好天头晾。林子里闷热潮湿，不下雨也是露水淋淋，浑身一点干处都没有，衣服要到中午才被自身热气溻干。蚊子小咬多的如同扬糠一般，钻到头发里咬人，痒的钻心。二十斤湿木耳才晾一斤干的，背木耳的后背总不见干，往下淋水。长木耳的是柞树、黑桦、白桦，三年发烧四年长耳子，站干很少，多数都倒在深深的草丛里；深一脚浅一脚，怕蛇咬，又怕窜出黑熊野猪来。

大森林里，白天还好过，山清水秀有活干。最难过的是夜晚，“盲流好苦”的鸟声没有了，孤苦伶仃一个人守着一堆人类从远古传下来的篝火，四周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那黑暗中似乎藏着无数的狗熊、野猪向我逼近。特别，一声声凄厉的猫头鹰笑，一阵阵长长的野狼嚎，令人毛骨悚然，紧握着猎刀，不敢入睡。当熄灭篝火钻进撮罗子倒在潮湿的铺上，一下摸到冰冷的一团蛇，如同触电一般，大叫一声，跳下地，点着火，把蛇用刀躲成泥。害怕别的蛇闻味儿来报复，不敢睡觉，不停地抽烟，因为蛇最怕的就是尼古丁了，一直抽到天亮。

人怕逼，马怕骑。为了生存，我也适应了跑山生活。有一次我碰到三只黑熊，俩大一小，在河边塔头甸子的蚂蚁堆上舔吃蚂蚁。我急忙钻进树林，谁知被它们发现了，跑了过来。我飞快地逃跑，一口气不知跑了多远。当我停下来时，迷路了。大兴安岭没有突起的奇峰，都是漫漫山岭，山头上尽是树，登上山头也看不清方位，心一慌就完。只有镇静，顺着河水走，准能转出山来。我小心翼翼往山下摸索，在野猪沟遇到两个采木耳的盲流老粱和刘景林。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自然就相识。老粱是龙江济心河干一天才挣七分钱的生产队会计，刘景林是碾子山雅鲁河生产队长，人称刘老大。他俩盲流比我资深，经验丰富，能用铁锹烙饼，下套子套狍子。当二位用二合面（白面加苞米面）大饼子款待我时，一只大耗子从撮罗子苫的茅草里钻出来，到桦皮笸箩里捞个大饼子就想跑，我手快，抽刀刺去，草厚没扎着。

夜里，我仨个睡的正香。突然，我觉得有什么小动物从我身上腾腾跑过，蹬我头一下，跳到地上。我多年养成睁只眼闭只眼的警觉习惯，猛地睁眼一看，撮罗子门上方着火了！是炉筒子过热，烤着了门上的塔头垡子。我翻身跳起来，一边用上衣扑火，一边大喊着火了。可是老粱和刘老大白天太累又喝点酒，就是不醒。我冲出门外，端起灶上的锅，一锅涮锅水压住了火势，又一锅水泼在他俩头上。他俩惊醒，光着屁股跑出撮罗子，端几盆水才浇灭了火。吓得不敢睡觉，坐着抽烟唠嗑到天亮。说多亏我精神，救了大伙的命，也多亏白天没扎住那大耗子，是它发现着火了，从我身上逃生，才弄醒了我。我们仨发誓：再也不吃耗子，是它救了我们仨的命！老粱说我住的那条沟叫黑瞎子沟，木耳虽多，老跑山的没人敢去。那黑瞎子被人撩骚过，见人就撵。特别现在有小崽，更凶。刘老大就被它们仨个撵得上过树，蹲了好几个小时。今天黑瞎子把我撵到这儿来，是山神爷让我来救他们俩的命。救命之恩永世不忘，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吱声。八月节要到了，他俩要下山，让我搬来住。

我搬到野猪沟，老粱和刘老大留下他们的不少用具就背着木耳下山了。又一次离别，刺痛我孤独的心。人啊，应该是群居的。八月十五，大森林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守着篝火，望着明月，思念故乡，思念吉林大学，思念绰尔河畔刘大叔一家。男愁唱，女愁哭，老太太愁了瞎嘟嘟。我把会唱的歌唱了一遍又一遍：苏武牧羊、满江红、惜别、嘎达梅林、芦笙恋歌、敖包相会、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露营之歌、鄂伦春小调……夜幕沉沉，山野空旷，悲怆的歌声在山谷里回荡。嫦娥不语，山神不应，只是偶尔有野兽唤伴的欧欧声应和，加深着思乡人的悲伤。

忽然，一股糊焦味儿顺风飘来。我向北一看，着山火了！大火借着北风，迅速的向野猪沟推进。烈火生风，风助火威，铺天盖地都是红彤彤的大火。大火照亮了天地，吞噬了黑夜，也吞噬着一切生灵。一切植物都烧毁在火海里，松树、桦树烧得嘎嘎作响，那是死亡前的呼叫。一切动物都放弃了世代的生存斗争，争相奔突逃遁。大鹿用身子挡住湍急的河水，小鹿紧贴在母亲身旁，母子偎依着游过河水逃离火海。野猪黑熊收敛了往日的威风，狼狈的向南逃窜。快腿的獐子，细腿的狍子都飞快的奔向黑暗。火苗跟着小松鼠窜到树梢，一个小火球飘落在火海里。夜间弱视的乌鸡、帮鸡、飞龙在火光中盲目飞窜……比红旗似火、斗声如雷的人间灾难不差分毫。劫难，大森林的劫难。

我把东西搬到卧龙潭南岸，点起火，大火向南推去，烧出防火道。我用湿帽子捂住脸，趴在干河沟里，眼看着大火烧毁了撮罗子。大火在卧龙潭两侧飞过河向南烧去，卧龙潭和防火道救了我的命。必须趁黑夜下山，要是在火场里被民兵抓住，纵有千张律师嘴，也是一个个零。

多个朋友多条路。当时我救了老粱和刘老大，现在无处可去，只有回阿里河找他们。老粱帮我卖了木耳，托人弄张叫胡林的空头户口。在阿里河许多人都认得我，叫胡林不行。我回到绰尔河找刘大叔，可惜格日乐嫁到扎兰屯，全家都搬到那里。哈斯布赫舅舅托人给我换了个新户口，名叫任启学。回到阿里河落了户。摘掉“盲流”帽子，成为阿里河正式居民，有了安全感。老粱当过会计，到西山酒厂谋了个保管员干，也把我介绍到酒厂当了一班班长。我钻研技术，产量高于别的班，被选为先进生产者。其实，我造酒，老粱保管酒，合作很融洽。我们的朋友没少白喝西山酒厂的六十度白酒。老粱见我精明能干，非要给我介绍对象不可。我不同意，他揪住我耳朵说，你有啥了不起的，不就是高中毕业生吗？人家姑娘不嫌你是盲流就不错了。老粱一封电报，他亲戚的姑娘来到了阿里河。姑娘挺像格日乐。端庄稳重，心灵手巧，善良贤惠。

那天，我们正在老粱家议论这件事，一位相面先生在门外吆喝，老粱说正好，让他看看，你俩合不合婚。说也奇怪，那先生进屋就打量着姑娘说：“今天相面，别人我收五角钱，这位姑娘的我不收。她是福相，大富大贵之人，别看现在有点寒酸，不久便能时来运转，给夫君带来好运。我了解老粱，不然会以为相面先生是老粱的托儿。在绰尔河刘大叔家算命先生说我颠沛流离十年，现在只剩下一年多了，也许就应在这姑娘身上。十年来，可能我千里奔波万里寻觅的就是她？是夫妻棒打不散，不是夫妻捆绑也不成，也许是缘份吧。我说跟我过日子要受苦。她说：“俩个人受一份苦，总比你一个人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穷三富过到老，马粪蛋还有发烧的时候呢，何况你这么能干。”这话使我动了心。她屋里屋外啥活都会干，这些年是劳动救了我，我觉得与她曾是相识，很合得来。就这样，大伙一撮合就成了。买间土房，大伙送点锅碗瓢盆，猛喝一顿我们自己酿的老白酒，就算结婚了。当时，我不得不隐瞒身世，从户口上看，我比她大四岁，实际上十二岁，俺俩都属猴。以后知道了真情，她哭了：没想到你遭了那么多罪，我早认识你好了。她也常开我玩笑：你真能装，我咋就没看出你比我大那么多。别看她小，但比我懂事，过日子里里外外全靠她，和她在一起，我有安全感。

结婚不到十个月，母亲带着吉林大学数学系党总支关连弟发出的寻人启事找到绰尔河，又找到阿里河，在茫茫的盲流人群中找到了我们夫妇。母子团员，婆媳相逢，悲喜交加。母亲说，当年跑一个，现在回来三个（已怀孕）。苍天有眼，善恶有报。后来知道，陷害折磨我的那几个人有的自杀，有的精神分裂，有的进了监狱。

告别阿里河，更是撕心裂肺般的痛苦。多少年后我还经常梦到绿色的大兴安岭，山山水水，那牛那车，那粮库那酒厂，那撮罗子，那黑熊那山火……泣不成声，被妻子推醒。

我向盲流朋友及酒厂领导告别时讲明身份，大家先是一愣，有点不相信，接着就是欢快的笑声。有的说，我觉着任启学不像高中生，高中生哪能看懂《黑龙江发酵》；有的说，这小子评上先进生产者，代表临时工讲话时，不用稿讲得那么好，原来是个大学生。那几位平时爱慕我关心我，但又觉得不门当户对的正式女工，真有说不出的后悔，只好说没那个缘份。

户口和粮食关系早已注销的人，回到吉林大学，成了大新闻，报纸、电视、广播都报道了“野人新生”的故事。很多人都说：“任化民，也就是你能活下来，换上我早死了。”一位记者问我生存下来的原因，我说：“我的遭遇是当时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被赶到蛮荒时代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个庞大的文明群体，迟早要解放的。就我个人而言，我没有罪，我渴望自由，我想活下来，这是生存动力。保护我的是劳动和劳动大众，我学会了各种劳动，劳动使我与劳苦大众融合在一起，深深的掩藏了知识分子的特点，成为他们的一员而不被发现。善良人与善良人在一起，是人世间最大的安全屏障。另外，也只有劳动才能消除孤独寂寞，使生活每时每刻充实丰富，不是度日如年。其实，当年用劳动惩罚知识分子的人，他们想错了，正是劳动成全了知识分子。在劳动中养成的干一行爱一行，干什么像什么的品质，在我教学科研工作中都起到了成功的作用。包括我多次立功受奖，获得金质学雷锋荣誉奖章，登上天安门观礼台，都是那十年艰苦劳动奠定的基础。”

我拿着农村户口给妻子儿子落户，长春市公安局户籍处处长为难地说，我们从来没落过这样户口。当他看了中央电视台播放我亡命兴安岭的经历后，立刻签了字，并对我说，你爱人有福也不简单，是她给你带来好运，你们患难夫妻，要白头偕老。是这样，二十七年了，我们相依为命，携手共进，我的每颗军功章上都有她的一多半。

生命像条河，最值得回忆的是九曲十八弯，生活的道路越艰险，生命的浪花越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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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zhonghua-blog1 · 6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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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太子党之六，有多少发家致富不是靠祖上打江山坐江山？！

罗东进——解放军二炮副政委、中将（1939.02，湖南衡山人，元帅罗荣桓之子）

罗北捷——解放军304医院教授（罗荣桓之女）

李伦——原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将（安徽巢湖人，李克农之子）

丁一平——济南军区副司令兼北海舰队司令员、中将（1955，湖南湘乡，中将丁秋生之子）

何道泉——国防大学副校长、中将（湖南华容人，全国政协副主席何长工之子）

何光炜——国家旅游局局长（1944，湖南华容人，何长工之子）

余方方——解放军总参高级军官（余秋里之子）

肖纪龙——海军某公司总经理（上将肖克之子）

肖星华——武警司令部少将（上将肖克之子）

周尔钧——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少将（周恩来之侄）

邓在军——著名电视导演艺术家（周尔钧夫人，周恩来侄媳）

周尔鎏——原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周恩来之侄）

周秉德——原《华声报》社副社长（周恩来侄女）

沈人骅——原西安空军工程学院副院长已去世（周秉德丈夫，沈钧儒孙子）

周秉宜——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退休教授（周恩来侄女）

周秉健——内蒙古锡林浩特市副市长（周恩来侄女）

拉苏荣——蒙古歌王（周秉健夫，总理侄婿）

周秉华——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市场管理处负责人（周恩来之侄）

周尔辉——江苏省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之侄）

周秉和——（周恩来之侄）

沈谦——中南海门诊部原内科主任（原政协副主席沈钧儒之子，周秉德公公）

沈谱——原中国造币厂厂长（沈钧儒女）

范长江——原《人民日报》社社长（沈钧儒女婿，沈谱之夫）

范东生——《侨报》社长（原人民日报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之子）

范苏苏——著名文学家（沈钧儒外孙，范长江之子）

李国运——辽宁省发改��党组副书记（（原冀东军区文工团团长，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李劫夫之子）

李迢迢——中央歌剧院歌唱家（李劫夫之女）

李丹丹——中央歌剧院歌唱家（李劫夫之女）

张芝明——原四机部某研究所工程师，也是我国汽车工业先驱，27年生，江苏常州人（张太雷之子）

黄晴——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原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次子）

黄熙——北大中医药研究中心教授（黄克诚长子）

黄浦——高能物理研究所副主任（黄克诚长女）

黄梅——中国科学院外文研究人员（黄克诚次女）

罗箭——国防科工委后勤部政治委员、少将（大将罗瑞卿幼子）

罗小青——原国家水利部局级干部（大将罗瑞卿之子）

罗点点——又名罗峪田，原医务工作者，现作家。1951年生（罗瑞卿小女儿）

邓佑生——少将，国防科工委外事局局长（罗瑞卿女婿）

秦涛——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少将（秦基伟上将之子）

秦天——少将解放军某集团军副军长（秦基伟之子）

秦卫江——少将陆军第65集团军副军长（秦基伟之子）

杨小平——少将解放军高级军官（前副总参谋长杨勇上将之子）

杨北北——大校解放军空军飞行教官（杨勇之子）

杨冀平——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少将（杨勇之子）

赖小京——威海水警区司令员（前北京军区政委赖传珠之子）

赖小津——北京军区政治部高级军官（赖传珠之子）

赖克游——中国国际体育旅游公司的董事长（1948 赖传珠之子）

赖小鹏——海军装备部大校（原北京军区政委赖传珠上将之子）

张小洋——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院长、少将（湖南平江人，张震之子）

张海阳——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将（张震之子）

张振乾——总参谋部测绘局局长、少将(张震之侄)

徐小岩——总参谋部通信部部长、少将（徐向前之子）

徐鲁溪——原国家信息中心主任北京佳威颐信息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向前之女）

黄远志——湖北省委副书记（徐向前内侄）

马国超——海军航空兵部副政治委员少将（马本斋之子）

冯洪达——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少将（冯玉祥之子）

冯理达——海军总医院原副院长、著名免疫学家（冯玉祥之女）

刘太行——原装甲兵部队作战部副部长，少将（刘伯承之子）

刘太迟——空军装备部副部长，少将（刘伯承之子）

刘阿蒙——总参参谋少将（刘伯承次子）

刘弥群——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刘伯承之女）

刘解先——北京总后勤医院第一门诊部医生（刘伯承之女）

刘雁翎——北京医学会核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刘伯承之女）

杨俊生——武警部队装备部部长兼科技开发部主任、少将（杨成武之女）

杨东胜——解放军第二炮兵装备部部长、少将（杨成武之子）

杨东明——解放军总后勤部物资油料部部长、少将（杨成武之子）

杨东成——香港华闽集团副总经理（杨成武幼子）

杨东荣——总政老干部局大校（杨成武之女）

杨杨——武警总院主任（杨成武小女）

伍绍祖——原体育总局局长，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原中央军委秘书长伍云甫之子）

曾晓前——中国北方工业（集团）总公司监察局副局长（伍绍祖妻子，曾三之女）

叶爱群——少将广州军区参谋长（前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叶建民将军之子）

张远之——原国家核工业部四局副局长（张云逸大将长子）

张光东——少将解放军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张云逸次子）

张晓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云逸大将之孙，原国家核工业部四局副局长张远之儿子）

彭钢——少将解放军总政治部纪律检察部部长（彭德怀侄女）

李小军——少将解放军陆军第38集团军军长（李光军之子）

贺毅——少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主任，已去世（装甲兵原副司令员贺晋年之子）

李南征——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上将李德生之子)

刘卓明——解放军海军装备论证中心主任、少将（湖北大悟人，前国家副主席刘华清之子）

刘朝英——北京长城公司经理部经理（刘华清之女）

潘岳——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刘华清女婿）

叶之英——厦门市前副市长（前副委员长叶飞之女）

叶小楠——原厦门市计委主任（叶飞之女，丈夫为江华之子江小华）

阮朝阳——总装备部总综合计划部部长少将（阮英平之子，钟期光女婿，叶飞养子）

钟德鲁——原中国海洋航空公司国际部经理（钟期光上将之子）

许援朝——南京军区装备部副部长、少将（许世友之子）

许延滨——装甲兵学院副院长（大将许光达之子）

万伯翱——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处长《中国体育》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万里之子）

万季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会长（1948.10，万里之子）

万晓武——原国防科工委任职，现美国开公司（万里之子）

周晓芳——（万晓武妻，前北京军区司令周衣冰之女）

万仲翔——原解放军通讯学院任职（万里之子）

万叔鹏——原中创副总经理（万里之女）

王晓民——国务院对台办交流局副局长（万里儿媳）

张正华——中国保利集团副总（原国家副主席张澜长孙）

林立衡——原《空军报》副总编，北京黄鹤楼大酒店董事长（林彪之女）

林汉雄——原国务院建设部部长（我党早期领导人张浩之子，林彪侄子，项英女儿项苏云丈夫）

林肖侠——原哈尔滨市委书记、《红旗》杂志社秘书长（张浩之子,林汉雄哥哥）

车时英——中国石化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我党统一战线先驱车耀先烈士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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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30l-blog · 7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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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新华网 34分钟前 · 新华网官方头条号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共2287名，按姓氏笔画为序）乙晓光丁宁（女）丁琪（回族）丁小强丁业现丁向阳丁红都丁志峰丁来杭丁学东丁荣军丁唯秀（女）丁薛祥卜宪群乃依木·亚森（维吾尔族）于勇于颂（女）于静（女）于广洲于长军于丛乐于立军于吉红（女）于伟国于丽霞（女）于来政于虎元于忠福于绍良于春生土旦赤列（藏族）才仁吉藏（女，藏族）万少华万立骏万明杰万资姿（女）小香玉（女）卫星习近平马兵马凯马欣马波（土家族）马魁马静（女）马飚（壮族）马懿（回族）马卫庆马开慧（女，水族）马中贵（回族）马升昌马长青（回族）马正武马正跃马乐声马兰霞（女，回族）马吉孝（回族）马廷礼（回族）马旭东（回族）马旭明马兴瑞马志宏（回族）马志勇马国强（回族）马忠生马学军（东乡族）马宜明马承祖马春山马春雷马顺清（回族）马哲文马晓天马富国王艺（女）王文王可王平（女）王立王宁（福建）王宁（四川）王宁（武警部队）王民王刚王华王军王红（女，土家族）王进王辰王兵王宏（女，安徽）王宏（中央国家机关）王良王昌王昕（女）王凯王侠（女）王波（女）王荣王炯（河南）王炯（中央金融系统）王勇王勇（吉林）王晓王浩王菲王晨王敏（女）王琳王越王锐（甘肃）王锐（满族，解放军）王滨王群王静（女）王奭王毅王蕾（女）王耀王曦王一彪王乃学王小节（女）王小平王小东王小宁王小洪王广金王卫东王卫达王子联王飞雪王天力王云平（女）王云坤王云鹏王艺华王少军王少峰王中美（女）王长义王长河王化永王月华（女）王文涛王文娟（女）王文霞（女）王为人王双飞王玉普王正伟（回族）王正谱王东明王东峰王东海王东群王乐义王尔乘王冬林（白族）王立山王立平王永礼王永前王永康王亚杰王成国王光亚王光国(土家族）王伟中王伟光王传喜王华君王向红（女）王会生王会勇王兆力王创民王旭东王多明王羊娃王安庞王红心（女）王进足王志民王志刚王志海（蒙古族）王志群王抒祥王克荣（女）王岐山王秀芝（女，蒙古族）王秀杰（女）王作安王沪宁王宏斌王良成王良福王君正王改梅（女）王邵军王拥军王松柏（羌族）王国生王昌荣王昌顺王忠才王金龙（陆军工程大学）王金龙（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王金花（女，黎族）王金丽（女）王京清王泽山王宝虎王建军（陕西）王建军（青海）王建国王春田王春宁王革冰（女）王荣平王南石王树权王树春王战营王思齐王俊强（拉祜族）王胜俊王彦兰（女，回族）王彦翠（女）王炳跃王洪章王洪斌王洪旗（回族）王宪魁王祖继王艳玲（女）王莉霞（女，蒙古族）王晓东王晓光王晓波王晓晖王恩东王爱文王爱国王爱荣（女）王海燕（女）王家胜王家瑞王继平王堂林（女）王常松王曼丽（女）王铭晖王清宪王淑芳（女）王雁飞王雅丽（女）王雅楠（女）王辉青王景武王寒松王瑞连王蒙徽王新东王新成王福生王德佳王燕文（女）亓庆良韦美芬（女，壮族）韦慧晓（女，壮族）云光中（蒙古族）支树平尤权尤立红（女）尤明国（赫哲族）车俊巨克中巨晓林牛一兵牛文梅（女）牛青山牛国栋牛学兴牛俊雁牛锡明毛万春毛有丰毛伟明毛雨时毛剑宏毛剑明毛腾飞仇鸿（女）仉锁忠（回族）乌兰（女，蒙古族）乌云苏依拉（女，蒙古族）文国栋方向方玮峰方秋子（女）方美芳（女）尹力尹中（苗族）尹弘尹计平尹建业（白族）尹洪文尹蔚民孔诚孔昌生孔绍逊巴珍（女，藏族）巴音朝鲁（蒙古族）巴特尔（蒙古族）邓伟（女）邓勇邓小刚邓卫平邓向阳邓红蒂（女）邓迎香（女）邓英林邓波清邓建华邓建军邓修明邓恢林邓真晓玉山江·肉孜（维吾尔族）未晓朋甘霖甘露（女）甘军华艾力更·依明巴海（维吾尔族）艾合买提·买买提（维吾尔族）古丽孜娜提·吐坎（女，柯尔克孜族）左敏（女）石君（女，土家族）石玉钢（苗族）石玉喜石正露石华军石奇珠石泰峰布小林（女，蒙古族）龙子平龙长春（苗族）龙以明龙秋亮占地斯门（女，藏族）卢少平卢丽安（女）卢建军卢映川卢展工卢蜀江叶壮叶太应叶旦旺叶冬松叶红专（土家族）叶志勇叶连松叶雄兵申长友申长雨申建忠田宙田艳（女，土家族）田静田蕊（女，土家族）田霞（女）田小红（女）田立文田向利（女）田国立田学斌田振宇田雪梅（女）田湘利田满姣（女，瑶族）冉万祥史翔史万钧（蒙古族）史志军史济锡史聪灵丘柳滨付志方付秀秀（女）付忠伟付建华代鹏代守仑白吕白少康白玉晶（女）白芝勇白玛央金（女，门巴族）白玛旺堆（藏族）白尚成（回族）白忠斌白金明（满族）白春礼（满族）白树华白泉民白浩强仝云飞丛培模丛慧敏（女）印海蓉（女）乐玉成尔肯江·吐拉洪(维吾尔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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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病不在文化，在于专制制度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2016-01-25

导读：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更像是“两条线”。经历了“西化而非现代化”的太平天国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义和团这两场“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础却类似的惨痛教训后，辛亥时代的国人明白了：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

关于义和团的“爱国”与“愚昧”

过去一般著述谈到义和团，都视为晚清社会上“反洋教”斗争形成的最高潮。但从辛亥时起，一直有人认为庚子拳民的“奉旨造反”是另有主因的。近年来这种声音逐渐成了主流。例如最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集体大工程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对义和团运动的整个叙事就不像过去那样前面大讲一通反洋教运动，从西林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一直带出义和团，而是从庚子前一年的“己亥建储”讲起，把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国难、辛丑国耻清楚地连接成一个逻辑因果链。

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镇压了康梁改革派，为了防止后者东山再起，慈禧曾动过废黜光绪帝之念，但列强既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私心，也确实在价值观上同情变法，因而明确地干涉清朝的内政，阻止废立图谋，慈禧不得已改为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徐篡大统”，而国内改革派舆论则在列强支持下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这就是“己亥建储”。

这一切严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她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民心”来为她火中取栗。

而义和团就是她选中的工具，“义和团之所以在那么短时间里迅速发展成长，除了官方的纵容、默许、支持外，也与官方试图将他们‘官方化’有关。”（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卷，365页）这就导致了“庚子国难”，并继而使列强有借口发动大规模入侵，导致辛丑国耻。

以往对义和团有两个基本评价：赞赏的说它是“反帝”的“爱国主义”壮举，厌恶的说它“愚昧”、“迷信”、“盲目排外”。但就我看到的有限资料而言，我对两者都颇有疑问。

说到“反帝”，义和团究竟消灭过几个“洋兵”？不管是进攻被围的使馆区与教堂，还是阻击进攻的八国联军，史料中记载的列强军人伤亡量之少不说，仅有的伤亡还基本都是清朝官军的战果。尽管许多今人著述笼统地宣传义和团“英勇抗击”洋鬼子，史料中也确实有大批团民死于洋鬼子炮火下的记载，但是除了1900年5月18日廊坊车站义和团与联军作战中击毙4名意大利兵（见《庚子中外战纪》）外，实际并无一条义和团歼敌的具体材料。

相反，初期团民战而不效，中期以后则普遍避战怯战的记载却很多。

见于敌方的如“环绕予等之外者，但有中国之军队，不见拳匪之影”（《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于清方者，如“日以仇教为名四出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心”，“交战之先约彼相助，乃借口时尚未至，或云日干不利，任意推诿，已非一次。即至进战，……义和团已不知去向”，“其素称为团首者，迄今多日，终未见来。逃遁无踪，无从再为整顿”。（故宫(微博)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上册366页）

今人的研究也指出：“义和团与联军的正面冲突并不多。”（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卷，417页）

如后所言，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能苛责团民，清廷对之也实在不仁不义。但无论如何，义和团的战绩并不足称道。

非军人的洋教士，义和团倒是杀了一些，不同的记载大约就是两百来人吧。

而死于义和团之手的，98%以上都是中国人，主要是中国基督徒即所谓“教民”，乃至疑似教民。

其数按教会方面的说法，仅计教民就有两万三千多人（季理斐、任廷旭：《庚子教会受难记》，上海广学会本），而按其他史料的说法，仅在“奉旨造反”期间，“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罗惇曧：《庚子国变记》）这是包括疑似教民的冤死者。

义和团高潮时，进京团民据说达十数万乃至数十万，但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他们似乎都一哄而散，既没见激烈抵抗，甚至也没见来不及逃走大量遇难如后来抗战时的“南京大屠杀”的。

都说清廷“卖国”，可是在这场灾难中，清军官兵反侵略而阵亡、自杀、英勇就义的真是不少，仅督师统帅和提督、总兵、统领、副将等高级将领就有李秉衡、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李大川、凤翔、保全、承顺、崇玉等一大批，几乎每战必有死将。真正要说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抵御外侮的英雄精神的，应该是他们。

可是“爱国”的义和团呢？

阵亡的团民自是不少，可那些大师兄、大师姐（指红灯照）和“老师”们，如张德成、曹福田、林黑儿、阎书勤、赵三多、李来中、李长水、郝殿军、任济复、姜晋华、李昆、胡兰生、杨寿臣、刘呈祥、应天禄、李七、韩以礼、王德成、张鸿、陶洛五、刘喜禄、张海等留下姓名的上百人，或者遁去不知所终，或者事后被搜捕杀害，或者根本就是洋人入侵前在国内冲突中死亡，竟没有一个是在与洋人对抗中阵亡或失败自杀的！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愚昧”了。义和团“愚昧”吗？“迷信”吗？“盲目”吗？我看也未必。

一般团民难免有愚昧的，但是那些大师兄们没一个阵亡，是他们真的“刀枪不入”？如果是，他们怎么没赢？如果不是，那么他们真的“迷信”这一套吗？如果“迷信”刀枪不入而实践之，他们又何以不死呢？还是他们根本就猴精猴精，“迷信”云云本来就是装的，他们根本就不会一试？

请看当时的记载：

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传言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人多信之。有观其后者，归语人曰，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佚名：《天津一月记》）

多么精明的“老师”“师兄”，谁说他们“愚昧”？

在这一点上义和团与太平天国还真是不同：太平天国还真是“迷信”，天朝将士包括重要将帅，虔信“天父”、慷慨“升天”者也几乎每战必有：从起义之初阵亡的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直到1868年太平军余部在广东最后一战中重伤而死的统帅汪海洋。

可是义和团运动中就看不到这种情景。庚子事件中的许多场景，凭“愚昧”说、“迷信”说是没法解释的。

就说那西什库教堂吧，40个洋兵守着，数万义和团与清军从6月到8月围攻两个多月之久，竟然打不下来！

而且与围攻使馆区不同，对使馆的围攻，慈禧是半真半假，暗中要“保护”的。对教堂就没有这一说。非武装的教堂烧了不知多少，围攻西什库自然也是真的。而那时又没有机枪，40杆单响枪有多大火力？要论洋枪，外面的围攻者比这多得多呀。

（图注：1900年6月20日，被八国联军抓获的三名义和团。）

再说西什库的周边环境，既没隔着河沟，又没隔着大广场，假如真的“迷信”刀枪不入，就凭着一股“愚昧”从街对面一冲锋，前仆后继牺牲一批，也就冲过去了，怎么会两个多月愣是冲不过去？当年英国鬼子戈登在中国号称“常胜军”，到了非洲的苏丹，碰上不要命的“愚昧”穆斯林马赫迪兵，脑袋不也就丢了？

说实话，还就是并不“愚昧”的围攻者，才造就了如此景观：守者枪一响，攻者如鸟兽散，“迷信”者倒下一些，可惜有前仆而无后继，因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大师兄们都既不迷信，也不愚昧！

如是反复，西什库能够坚持到底也就不足怪了。

义和团“反西化”：又一次“文化”灾难

综观义和团运动，基本是官怂则兴，官压即灭。

义和团起自山东，可是山东官府一弹压，后来也没听慈禧那一套，庚子时那里就没什么动静。山西本无义和团，但巡抚毓贤一鼓动，庚子时那里的“忽然团民”杀人就最多。老佛爷有赏，京城突现团民“其众不下十数万”（故宫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上册187页），洋鬼子临近，如此团民又“尽都拔旗拆棚，掩门潜逃”。（仲芳氏：《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30页）

庚子年国难波及地区，无武装的教堂基本都遭毁灭，有武装的虽有被攻破者，更多的还是如西什库那样得到保全，团民常常绕着走。

真正凶残不法的武装教民（确实有）大多安然避过庚子，而大量手无寸铁的无辜教民，甚至根本不是教民而被仇家、贪家捏指为教民者却大量死于非命！

整个庚子国难中，少量洋兵基本死于官军而非死于“神团”，死于义和团者几乎都是中国人，而义和团的死难者，尤其是“老师”、“师兄”们，死于中国官军官府镇压者也远远多于死于侵略者枪下。

那时不仅大师兄们难得“愚昧”，慈禧老佛爷也是“理性”得不得了。

过去都说她下诏向所有列强同时宣战是发疯了；后来有史家考证发现：其实那宣战诏书根本就没有递送给列强（不是不懂规矩，时至庚子，宣战这一套洋程序清廷很清楚）。

慈禧只是在朝廷上“内部传达”了一把，意思是我既然“反帝”了，你若违我之意，那就是“帝国主义走狗”，杀你没商量！这种所谓“对内的民族主义”，没有高度的“理性”，岂能想得出来！

同样“理性”的老佛爷与“大师兄”们的关系也很微妙。尽管总的来说团民比教民要“传统”，从“阶级观点”看也是教民更具“贫下中农”色彩，间或有“发洋财”的痞子，但官绅则是不会有的。而团民主体固然也是“贫下中农”和痞子，却有官绅的参与，高潮时更是“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无人不团”。

但是整体上义和团始终没有真正官方化，基本还是“民间组织资源”。而我们的帝制本质上是容不得这种东西的。

当朝廷“主剿”时，有人说义和团源出白莲教，后来有人辩称不是。义和团自己更是拼命洗刷，“奉旨造反”期间甚至经常检举、捕捉疑似白莲教的百姓送官杀戮，以表心迹。

但其实是否源出白莲教并不重要。真是白莲教又怎样？曾有人认为历史上白莲教多为造反者所奉，必有异端教义。

后来有学者把《庐山莲宗宝鉴》等白莲教经典看了个遍，说是正统得很，没找出什么“反骨”来。

其实中国朝廷镇压白莲教与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政权镇压异端完全不同。

在中国“民间组织资源”之招忌，并不在于你信什么，而在于这种“自组织”机制本身就是“秦制”所不容的。

所以无论大师兄们如何输诚，朝廷骨子里还是把他们与白莲教、天地会视同一类。

庚子春以前和秋以后，朝廷都在剿“拳匪”。即便在庚子夏季老佛爷让他们火中取栗、奉旨造反，封他们为“义民”的那段“蜜月”里，官军与“神团”仍是互杀不断，甚至你在前面抗洋兵，我在后边捅你一刀这样的缺德事，官军与“神团”双方也都干过。

因此即便在那段时间，双方也很少“并肩战斗”。

双方的合作基本上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分工”：义和团主要是屠杀教民（乃至疑似教民），间或也抗过洋兵，而官军主要抗洋兵，间或也参与杀教民。

改革以前研究者回避这些基本事实，愣说都是义和团在抵抗侵略者，清军只有少数“爱国”官兵受义和团的感召，不顾“卖国”政府的阻挠“也参加了”抵抗。

现在事实渐明：根本不是这样。

而多数论者都认可抗洋兵是功，滥杀教民是过，既然前者主要是官军所干，后者几乎皆神团所为，所以如今认为“拳匪”比官军可恨，或官军比拳匪可爱的舆论颇盛。其实这也不很公平。

因为直接下手滥杀教民的虽然确实主要是义和团，但是老佛爷的指使、纵容和幕后支持岂可忽视？而后来她向侵略者屈服，又把团民作替罪羊，反过来滥杀团民以献媚于列强。不仁不义心狠手辣，莫此为甚！

前面说过，清军将帅抗敌牺牲者不少，而义和团的首领们几乎没有一个。

但是反过来，义和团的大师兄们死于非命的，几乎都是死在官军官府之手。如果说这些人是罪有应得，那么大量普通团民乃至疑似团民也被清朝官府屠杀（比被八国联军杀的多得多）又该怎么说呢？官军杀洋兵是比义和团有为，但他们杀的无辜百姓比洋兵多得多，也是不争的事实吧。

所以，尽管具体的每件功罪都应该详加考证各有所归，但总体来讲官军与团民哪个该褒哪个该贬，确实不好说。

我们只能说庚子国难这场大悲剧，清朝统治者尤其慈禧是罪魁，但根源还在制度。这个制度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造成了这样一场“反西化”大潮。

那么，如此激烈“反西化”的义和团运动对于弘扬中国文化起了什么作用？哪怕就是“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文化保守主义”，在庚子狂潮中得到了一丝一毫的支持吗？义和团请来各种“神仙”，从太上老君、黄连圣母、伏魔大帝、洪钧道人、孙悟空猪八戒、吕洞宾铁拐李、关公赵子龙直到“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

可谓有奶便是娘，但凡“传统”中有的神灵都想到了，可就是从来没提孔孟，更没人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满口怪力乱神，噤声道德文章”就是这个运动的特点。

“文革”时有人把义和团列入“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之列，也不是空穴来风。义和团“反西化”却不尊儒，不过一出“荆轲颂秦王”的活剧而已。

显然，对于许多高度世俗化的传统国人而言，他们“迷”则有之，“信”则未必；在信仰方面是临时抱佛脚，有奶便是娘，很少有所谓“终极关怀”式的宗教精神。

这样的好处是这种“世俗理性”特别适应市场经济，这一点在改革时代就体现得很精彩，坏处则是谭嗣同所说的那种“乡愿”之弊。

就个人算计而言，他们每个人都是猴精猴精的“理性经济人”，一点都不“愚昧”，但作为整体，他们在专制体制下却经常被“愚弄”，一次次地扮演了可悲的角色。

于是，从“金田起义”到“庚子国难”，中国历史经历了两个“大拐弯”。

同样以专制制度为基础，太平天国要以基督教扫除孔孟之道，实现“中世纪式西化”，而义和团要以“各洞诸神仙”扫除基督教，实现“怪力乱神式本土化”。

洪秀全们要把“西方中世纪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中国人，而老佛爷慈禧则绝不允许中国人试试西方现代的人权标准。“文化资源”一西一中，反现代化的制度取向却如出一辙。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者同样排斥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两者对儒家的仁义道德也并不感冒：天朝把孔孟之道斥为“妖书”而禁绝，“神团”则恰恰以怪力乱神的妖言来排斥孔孟之道。

这样看来，现代文明与孔孟之道在这两场灾难中与其说是敌人，倒不如更像难兄难弟了。

联系到后来的一个时期天朝与神团都被当作两大“高潮”而捧上云霄，而当时恰恰也是“西方的”宪政法治与孔孟的传统道德两者都扫地以尽的年代，岂不令人深思？

既不“西化”，也不“反西化”的辛亥革命

早在庚子国难的硝烟方散，就有人指出：“推本言之，有守旧，而后有（太后）训政，有训政，而后有废立，有废立，而后有排外。”“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慈禧）党祸之战争也。”（《中外日报》，1900年12月8日）

经历了“西化而非现代化”的太平天国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义和团，这两场“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础却类似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武化大革命”，但确实不是制度上的革命）的惨痛教训后，辛亥时代的国人明白了：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

辛亥革命比戊戌变法要“激进”，但两者的共同点是都针对制度而非“文化”。

笔者以前曾把戊戌以前的改革思潮称为“反法之儒”引进西制以“排秦救儒”，希望实现“天下为公”。到了辛丑国耻后，辛亥革命前，由于国难日深，也由于日本变革的影响等原因，人们对“反法之儒”的兴趣渐消，而学习西方，实行宪政、革命成为思想界关心的重点。但是那时也并没有反儒非孔之说。

辛亥前中国经历了基督教迅猛发展的时期，甚至在义和团的发源地山东冠县等地，大量的原“团民”也变成了“教民”。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中都有不少基督徒，尤其是革命党，从1883年就受洗入教的孙中山，到武昌首义功臣孙武、吴兆麟、蔡济民、熊秉坤、彭楚藩与刘复基，据考证都是基督徒，甚至还有基督教中国籍神职人员和司牧组织也积极参与了革命。（康志杰、王威：《辛亥革命前日知会革命活动评述 —— 兼论基督徒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但是，无论革命运动或者立宪运动，本身都并无宗教色彩。

孙中山的著作中经常称引“天下为公”之类的儒家经典，革命党人中也有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师。更有甚者，投入革命的还有号称“革命和尚”的释太虚和苏曼殊、铁禅等佛教徒，在宁波等地，一些寺庙还组织了“僧军”参加革命。（侯坤宏：《佛教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与地位》）可以说，当时人们关心的是专制还是民主，而对信基督、佛陀还是信孔孟并没有看得多么对立。

辛亥革命时期是民族主义高昂的时代。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反满兴汉”，而立宪派的民族主义比较重视国族意识，强调在列强瓜分危险中追求中国的自立。

但是无论反满兴汉还是国族自立，当时都没有与尊崇或禁绝某一宗教、某一信仰或思想流派混为一谈，很少有人认为信基督还是信孔孟与爱国还是卖国有什么关系。

当时作为民族认同象征的主要是一些符号化的“文化”，尤其是所谓“汉衣冠”。从革命前的剪辫易服开始，恢复、振兴“大汉衣冠”的呼声一度高涨。武昌首义后的军政府门卫穿起宋代武士装，钱玄同则在浙江军政府任职时穿上他特地考证出来并自制的“深衣”、“玄冠”去上班。但这一切都出自自愿，出自由衷的民族自豪感，当时并没有什么人主张实行民间服装统一或服装管制。

而他们透过这些认同符号凝聚“民族意志”后所要实现的，则是每个国民的利益、自由、公民权利和国民整体（国家）的对外主权，而不是什么宗教、学派和思想的至高无上地位。

同一个人，身穿“汉衣冠”，信仰基督教，弘扬自由民主，为国人内争人权、外争主权，是完全正常的。

正如今人所论：在当时的革命者看来，“这些��化财富与建立自由、人权的现代共和国之间没有抵牾。没有谁认为如果要建立自由的国家，先决条件必须是要‘打倒孔家店’或‘烧掉线装书’，也没有人认为穿着‘汉衣冠’就是一名帝制拥护者”。（李竞恒：《衣冠的背影》，《历史学家茶座》2011年第2辑，31-32页）

这个时代的人们对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都有反思。对于太平天国，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革命党人从“反满兴汉”的角度抱有好感，但几乎没有人喜欢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也没有人欣赏洪秀全的“基督教天国”，尽管孙中山等人都是基督徒。同时，他们也没有兴趣追问洪秀全信仰的究竟是否真正的基督教。

而对于“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辛亥时代的人们批评就严厉多了。尤其是革命党人，既反感“扶清”也鄙薄“灭洋”。邹容在《革命军》中抨击道：义和团属于“野蛮之革命”，它“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为国民添祸乱”。鲁迅则认为“义和团起事”是“康有为者变法不成”后“作为反动”的倒行逆施。蔡元培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到了后来的新文化时代，人们对义和团的评价更为严厉。如李大钊声称：我们必须努力吸取西洋文明之长，“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而陈独秀更在五四前夕的《克林德碑》一文中不仅全面抨击了义和团的行为，而且警告世人：“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但是同时，尽管当时已经兴起了文化决定论，出现了“西化”必须反孔的言论��然而新文化的思想家们从未把“反西化”的义和团和“孔孟之道”相联系，正如它们实际上也没有联系一样。

显然，与所谓“器物—制度—文化”的三阶段说不同，晚清中国人实际上经历的探索过程是“西化”—“反西化”—“现代化”。

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文化”浩劫之后，辛亥革命成为一场纯粹的“制度革命”，它既无“西化”色彩，也无“反西化”色彩，它追求的就是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

更进一步看，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更像是“两条线”：在一条线上人们努力地追求制度的变革；而在另一条线上人们在不断地折腾“文化”，不断地在“西化”与“反西化”之间反复。太平天国搞“西化”，义和团“反西化”。

十多年后新文化运动再一次提倡“西化”，但当时的“反传统”，按王元化先生的说法却是“反儒不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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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发展历程(二)

从彭湃开始，毁灭和仇恨开始成为社会的主题。在军阀割据时期，地主和乡绅虽然和佃农存在很多矛盾，但是都属于从属的利益矛盾。虽然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利益冲突虽然很多，但是因为地主普遍比农民能力强，因此农民对地主存在天然的敬畏。另外，中国农村的特点是人多地少，因此佃农为了获得更好的租用土地，对地主和乡绅表现的非常温顺。更重要的是，农村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地方政府（军阀）与民众的矛盾，因为军阀之间的战争消耗过大，尤其需要购买昂贵的军火，因此需要对民众征收各种捐税。在这样的情况下，地主（往往也是乡绅）带领农民，进行抗捐抗税活动，抵御政府（军阀）对于地方民众的过度盘剥，保障自身和农民的利益；二是宗族矛盾，不同宗族之间为了利益纷争，比如关于灌溉水源问题，经常引起大规模的宗族之间械斗。

不论民众与政府矛盾，还是宗族械斗，都是当地地主和乡绅将农民组织起来，共同与外部进行利益斗争。在这个时候，利益斗争主要限于利益范畴，即使大规模械斗，死人的情况也比较少。或者说，在军阀割据时期，人们主要考虑做事，人们通过做事来获得自己的利益。虽然政府与民众、宗族与宗族、地主乡绅与农民之间存在各种矛盾，但是都是围绕事情而起。当事情被解决，矛盾也变得相对缓和。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处于时而紧张，时而缓和的状态，但是大都因为对事不对人，因此人们的心态总体较为温和。从北伐开始，国民党/共产党开始将矛盾转移到人身上，整人开始笼罩社会，大规模的仇恨开始孕育和传播。

从澎湃开始，仇恨迅速开始转变成为世仇。国民党北伐后，共产农潮通过农村地痞流民，对地主批斗、甚至处死地主，消除农民对地主和乡绅的敬畏心理。而且，共产党通过引导农民批斗地主、分地主的土地，让农民改变温顺的状态，挺起腰杆和地主乡绅斗争。从这个时候开始，关于事情的利益问题，完全变成整人的你死我活。因为北伐的军官和官员大部分出身于地主、乡绅和富农家庭，当他们的家人被批斗、甚至被整死后比如，自然开始疯狂的报复。而像何健这样地主出身的军官，则调动整个军队对共产党的家人报复，包括毛泽东和彭德怀家的祖坟都被刨掉。这样的结果是，人们从利益矛盾变成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而且流民因为完全没有了根，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到了彭湃控制的地区，社会民众之间已经完全变成暴力屠杀，胜利者对于失败者进行随意、全面和残忍屠杀。从整个社会的角度，主要矛盾从地主乡绅带领农民抵抗军阀（政府），变成军阀带领农民屠杀地主、乡绅和富农，也就是变成大规模的杀人。在屠杀过程中，很多地主和富农的家庭整体被屠杀，也就无法反抗。但是，澎湃领导的屠杀在扩大之后，就演变成宗族的屠杀。宗族因为规模大，因此很难被杀光。这些被屠杀者的宗族对屠杀者充满刻骨的仇恨，随时准备全面报复。这时候仇恨已经变成全社会的普遍现象，而且变成大规模的世仇，而仇恨导致的报复只需要等待时机。

仇恨的程度越深，报复的延续性越强、规模越大。利益之争属于短期效应，人们没有记忆得少，往往很快就会忘记；但是杀人的结果是仇恨，人们的记忆时间长，很难忘记。杀人的规模越大，人们之间的仇恨也越强。当被杀的人们的亲友为被杀之人报仇的生活，报复的时候行为往往也越狠。在彭湃被抓、并被处死后，似乎一切都已经结束。但是，到了将近40年后的文革时期，这种世仇终于借助造反的方式发泄出来。1966年6月19日，在几个中共海丰县委常委的支持下，华南农学院党委委员、水稻生态研究所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彭湃之子彭洪，从华农校园被拉回海丰批斗，9月1日被活活打死。彭湃96岁的彭母被称为地主婆、慈禧太后，日夜挨批斗，后来周恩来赶快组织人保护起来。而身为海丰县委书记的彭洪被被某小学老师出身的造反派头头率人追杀，躲进深山后终于被搜出，当场就被砍掉了脑袋。为了宣泄仇恨，造反派们还将彭洪的人头裹起，让时任海丰县委副书记的彭洪妻子背着游街示众。彭洪妻回家打开后看到是丈夫的人头，精神崩溃，从此成了疯子。1967年8月26日，反彭进入高潮，5000多人携带机枪、冲锋枪、步枪进入海城镇，对彭湃的亲属、当年的战友及家属展开血腥镇压和长达半月的围剿，100多人被杀，800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3000多人被打伤。8月29日下午，彭湃侄儿彭科逃到郊外的将军帽山，一个姓洪的中年男人，听到彭科的名字，大声喊道："我要报仇！"举着篾刀，砍下彭科的头颅，挂在城东门的电线杆上，示众三天；彭湃的堂弟彭劲、彭湃的堂侄彭株等彭家亲属也相继被杀。文革结束后，习仲勋给彭湃平反，托辞是林彪四人帮针对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人的反革命事件。不过，彭家后人并未要求严惩凶手，反倒一致认为要向前看，不应怨怨相报。但是，由于被屠杀者家属人数过多，而且因为陆海丰当地宗族关系，人们的记忆力很持久，因此未来是否还会出现报复行动，仍然很难说。

与澎湃放任手下屠杀的方式相比，毛泽东则采取了更加正规的方式。从总体方式上，毛泽东继承了彭湃的做法，不过更具有针对性的正规化改编。毛泽东改编的方式党指挥枪，等于将当时乌合之众的共产党有效地重组。这种重组的结果是，中共的军队开始形成一个整体。从人体的角度，中共的军队模式开始成形。虽然周恩来利用特科掌控了中共军队的神经系统，但是毛泽东因为对整个系统的了解，最后能够获得中共的主导权。在具体方式上，毛泽东并不滥杀，而是通过正规化的方式，在明确目的指导下进行杀人，因此没有像彭湃那样快速灭亡。

1929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湘东赣西领导秋收暴动。由于大多数是拼凑起来的土匪部队，在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下，遭遇很大损失-尤其是逃兵损失。毛指挥的军队人数从开始的5000多人，快速减少到不足1000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攻打长沙，而是向农村地区撤退。9月29日-10月3日，毛进行三湾改编，对剩下的人缩编，由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在缩编过程中，确立以党指挥枪、支部建连上（党对军队的深入控制）和官兵平等（士兵可以直接对军官提意见，军官权力很小）三大原则为代表一系列共产党对军队的系统控制措施，比国民党北伐军的苏式政治部建制更进一步。而且，通过军队中的党员士兵对军队的严密监控，将军队牢牢掌控在党的手中。

在党指挥枪的模式建立之后，毛泽东指挥的军队从即将解体的情况下，重新组织起来。从军队的传统上，士兵们都听军队长官的命令。而毛泽东则通过三大原则，将军队军官的权力削弱，并且通过党牢牢控制住整个军队。通过这样的方式，毛泽东将已经动摇的第一师师长余洒渡的权力被架空，并且取消了其原有的军官队。随后，又阻止了第1团团长陈浩、团副韩庄剑、参谋长徐庶和第一营营长黄子吉等军队主要军官的逃跑行为。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上述三大原则的确立，可能就不是毛泽东架空师长、处决这些逃跑军官，而是这些军官捉着毛泽东去找国民党邀功请赏。可以说，通过这样的措施，中共的军队形成军官领导士兵、士兵监视军官、党组织掌控军队的严密组织格局，任何一个人都难以有效调动军队。如果军队长官不按照党的意图作战，也随时可能会被党罢免。由于毛泽东创建根据地，以及毛泽东建立的党指挥枪的模式，让当时攻打城市而惨败、几乎绝望的共产国际看到一线希望。所以，在朱德和毛泽东会师后，当毛泽东代表的党和德高望重的资深军人朱德代表的军队发生矛盾的时候，共产国际让朱德服从毛泽东的领导。虽然在毛朱会师时，朱德带领的军队比毛泽东的小股逃兵大得多、强得多，但是朱德只好委曲求全，全军按照毛泽东的指挥办事。而且，随着主要苏区的规模扩大，毛泽东的党指挥枪的模式得到复制和扩大。军队的作用是杀人，通过杀人的手段达到相应的目的。党指挥枪的意思是，党决定军队的方向，也就是决定杀什么人、如何杀人。从这个角度，毛泽东和澎湃的关键差异在于，对杀人的掌控程度不同。澎湃鼓励和放纵手下杀人，毫无目的的滥杀；而毛泽东的党指挥枪则将杀人正规化，或者说系统化、组织化和纪律化。对于在军队中，不愿意执行党命令的人，党指挥枪可以有效对这些人清除。杀人正规化意味着准确、高效、低成本（尤其是报复成本）地杀人。滥杀和杀人正规化之间的差异，决定了澎湃很快自取灭亡、后来整个家族被复仇；而毛泽东则逐步发展壮大，最后成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代表，统治中国将近30年。

站队文化通过党指挥枪的方式建立起来。通过三大原则，军队内部形成相互影响、相互监督、忠于党的领导的模式。从具体形式上，党最终反映到某个人身上。比如，毛泽东在三湾改编后，开始领导和控制红一军，而红一军也主要听毛的领导。或者说，毛开始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队，让毛能够在军队里站稳脚跟。因此，毛格外照顾自己的嫡系，尽可能提拔嫡系部下。在第一团里，一直跟随毛泽东的特务连党代表（营级）罗荣桓后来成为十大元帅之一，代表军队中的政治力量，也就是毛的亲信力量；毛在第一团亲自发展的第一批党员、战士陈士榘后来成为上将。根据陈士榘的回忆，他们入党宣誓面对北墙，上面两张纸，上面一张写着CCP，底下一张则写着两行字：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陈士榘个人的感觉，这两行字就是入党誓言。毛泽东写的这些语句，也是提醒这些宣誓入党的人，要把组织看得比自己更重要。如果有人叛党，党会对之严厉惩罚，主要方式就是死亡。

当然，不论党有多么神圣，都是由人组成，通过人来掌控。在实际生活中，党的最高领导者代表党，并且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内容。作为党员，就需要按照这些内容执行，而不能对这些内容质疑。对于内容的质疑本身并不是问题，关键在于这个质疑会影响其他人。因为，在个人与党的关系中，还有三大原则约束，也就是人们都被紧紧地捆到一起。一方面，个人受周围的人们监督，另一方面也在监督他人。如果一个人质疑，并且说出自己的想法，就会影响到周围的人；如果这样的质疑有理有据，更会影响他人的想法，变成一部分人、甚至大部分人的质疑，甚至变成抵制党的决策的行动。所以，质疑（尤其是有理有据）党的内容就等于质疑领导人，也就等于质疑党。质疑党的话，就等于是叛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员和党就形成了站队的关系：无条件服从党的指挥，就是跟党走，站在党的队伍中；如果对党产生质疑、甚至与党的指挥相反，就是脱党甚至叛党。所以，如果一个人如果想呆在党内，就得停止自己的思考，否则会随时叛党，这就是从个人意义上的站队问题。

站队文化意味着，贯穿在党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人们持续站队的状况。从整个组织的角度，总在面对内部的派系斗争。从理论上，党的最高领导者代表党，背叛最高领导者就意味着叛党。所以，人们都应该顺从最高领导者，也就是保持自己的党性。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认为，尤其是内部实力强劲的人物，或者叫做实力派。如果实力派对于最高领导者的决策或者个人不满，想违抗最高领导者的决策内容，他应该怎么办？很简单，他不会很傻地去完全针对决策内容本身，因为那样是叛党；他要做的是，想法把最高领导者弄下台，自己当上最高领导者，然后再否定前面最高领导者的决策内容。然后，被打败的前最高领导者则被称为叛党，或者叫做走错误路线。

在任何一个时期，党内都有不同的实力派，随时准备争夺最高领导者的位置。在争夺过程中，每个实力派都拥有自己的人马，所以竞争者的角逐也就变成不同派别的角逐和斗争。在党指挥枪的情况下，军队按照自己领导者划分，因此形成不同派系的军队。不同军队之间为了利益而相互隔离、相互斗争。大致上，利益矛盾越大，双方的冲突也越激烈。由于军队有枪，一旦因为党内的激烈斗争而形成军队的激烈冲突，就会形成死伤的局面，甚至形成你死我活的全面斗争。所以，在党指挥枪的情况下，党内的矛盾成为军队全员的矛盾。在北洋军阀和中原大战之后形成的国民党新军阀，是不同的实力派控制自己的军队，军队再控制自己的地盘，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在这样的局面下，人们如果不喜欢某个军阀，只需要跑到对立的军阀地盘上就行。在共产党内部，派系斗争必须决出胜负，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所以，人们必须站队，参与到双方的斗争中。这种人们必须站队，而且参与到派系斗争中的组织特征，我称为站队文化。

站队文化的关键在于，一个人难以转变立场。在站队过程中，个人无法主动选择，必须被动选择。首先，一个人必须站队，否则难以生存下来。站队的情况就像两军对垒，隔着一个开阔地，相互之间交火。而不想站队、想当中间派的就像处在两军交火的开阔地，随时会被两方杀伤。所以，一个人必须站队选择某一方，然后朝对方开火。而且，一个人选择站队后，就基本上无法再选择，只能跟着某个人的派系一条路走到黑。因为党员们对于外来的人非常警觉，不会随意对别人透露组织机密，因为秘密就意味着生死。如果让敌人了解了自己的秘密，就意味着自己的死亡，所以要严守秘密。由于严守秘密的原因，一个外人或者其它阵营的人，很难融入某个派系中。因此，在你死我活和严守秘密的双重作用下，每个人都很难转换立场。所以，每个人从开始就需要明确，自己应该站在哪一方，或者说提前进行站队。

站队有三种不同情况和结果：1、正确站队的人，即使能力不强，也可以飞黄腾达，比如当毛泽东掌权后，罗荣桓、宋任穷（三湾改编时的连级党代表，1955年上将）和陈士榘因为跟对了人，因此命运完全改变。2、错误站队的人，遭到严重的利益损失，其中又包括两种，一种是被关键人物抛弃，但是性命无忧，比如1团卫生队党代表（营级）何长工有勇有谋，被毛泽东极为倚重，但是因为在长征中倒向张国焘，让毛泽东非常生气，因此在1949年后职位一般。谭政从秋收起义就跟着毛泽东，后来在政治宣传推广中做了很多工作，并且成为罗荣桓的副手，在1955年封为十大将军之一。但是，1958年谭政支持彭德怀，并且得罪了林彪，后来被降职、撤职、再被软禁。第二种则惨得多，往往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错误站队的人，基本都成为牺牲品，也就是稀里糊涂就死掉，很多被酷刑折磨而死。比如，李文林算是毛泽东的救命恩人，但是当他和毛泽东发生直接利益矛盾时，没想到会被毛置于死地。3、没机会站队的，这些人从最初的时候就错误站队，比如投靠中共的国民党武装和地方土匪武装，从来不被中共信任，然后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突然被杀掉。这种情况在中央苏区和张国焘肃反中，都表现出来。所以，在中共内部，一个人的命运结果重要的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聪明才智，而是依靠是否正确站队。这种以站队为主导的运作模式，就是站队文化。

与站队文化相对应的是炮灰文化。站队不是主动行为，而是被动行为。在交锋激烈的时候，不论一个人是否想站队，都必须站队。而一旦站队，就意味着必须面对正确或者错误的选择。而且，由于对于党的领导地位的争夺是持续的，因此人们必须持续站队。比如，在站队的时候，一个人面对正确和错误的几率各是50%，看上去自己还有机会。但是，当持续站队发生时，比如经历4次站队，正确的几率就变成4个0.5相乘，也就是0.0625或者说6.25%的正确几率，连九死一生的概率都不到。更重要的是，在站队的时候，人们经常倾向于压大概率的事件，也就是站强者一边；但实情是，当强者和弱者斗争的时候，往往是弱者胜出。所以，大多数人都错误站队，而只有很少人能够正确站队，这样更大幅降低人们的正确几率。比如，正确站队的几率如果变成0.3，那4次站队后的生存几率变成0.0081，也就是连1%的正确几率都不到。

1919年时，有几个人听说过共产主义这个词？谁会想到30年后，共产主义能够占领中国？谁能想到当时北大一个不起眼的图书管理员，在30年后成为人民的大救星。没有预见到大救星出现、并且站错队的中国绝大多数有一定知识的人民，结果大部分都被杀掉。他们被杀掉的方式多样，大多数人死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为什么死的。比如，早期成建制投靠红军的国民党军官，大多数在“肃反”的时候，直接被红军直接杀掉，然后红军的领导者重新将士兵编到自己的队伍中，成为自己的部队。有的则被借刀杀人而死掉、或者为了掩护中共核心部队而打仗当炮灰。不论炮灰以什么方式死掉，结果都是在满怀理想和热情的情况下，突然之间稀里糊涂做了牺牲品。当然，炮灰并不是仅仅指失败一方的人，很多时候胜利者会在斗争过程中抛出自己人做牺牲品，让这些人成为派系之间妥协的炮灰。所以，一个人必须有思想才能正确站队，而站队文化又禁止个人有思想，形成思想与现实的矛盾；另外，错误站队的结果是当炮灰，但是正确站队也有可能当炮灰，形成目的和结果的矛盾。这种在持续站队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可能当炮灰的情况，我称之为炮灰文化。而站队文化和炮灰文化成为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扩张的基本动力。

关键问题在于失去自由，也就意味着死亡。不论站队文化还是炮灰文化，都是迫使人们放弃自己的自由，进入死亡之路。人们总喜欢将一些概念词汇神化，显得高不可攀，尤其是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概念。其实，这些概念都很简单。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自由就是个人的选择权。比如，对于一个事情，我喜欢的时候可以接近，不喜欢的时候可以离开，这种选择权就属于“自由”的范畴。而加入共产党则不是这样：当人们加入党的时候，是自由的行为；但是加入之后，就不能离开，任由党处置，也就是人们必须随时在威逼的情况下生存。如果一个人想离开，就会被说成叛党，逃跑的时候被抓住了，会被处决。有的人即使逃跑成功，可能也因为了解一些党的秘密，因此随时需要躲藏，防止被党暗杀掉。这种只能进、不能出的情况，就像吸毒或者死亡。大多数人在开始吸毒的时候，总是被旁边的人说，吸毒有多么多么好；但是，当吸毒上瘾后，才知道毒瘾的可怕。其可怕在于，吸毒上瘾后，想再离开毒品很难。尤其是吸食海洛因，很少有人戒毒成功。死亡更是100%没有选择，人们可以选择死亡，但是死亡之后，没有人能选择再活回来。所以，自由的根本敌人是死亡，死亡让人们完全失去选择权。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归根结底，认识真理的意义在意，一是避开死亡陷阱，二是让人有了战胜死亡的依靠。人们加入共产党，大多数没有退出的自由，在站队文化和炮灰文化的威逼之下走向死亡。

威逼之前是利诱，让人们入套。如果人们不吸毒，毒瘾就不会对人们形成威逼的效果；而想让人们吸毒，就必须让人们觉得吸毒好，同时隐藏吸毒的危害。同样道理，共产主义作为高级传销，也必须将自己装扮的非常好。从实际情况上，站队文化和炮灰文化只能做、不能说。因为，如果人们都知道了真实情况，知道共产主义内部必须站队，而且绝大多数人都当炮灰，很少会有人参加共产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主义一方面必须通过美好的理想来诱导人，另一方面还得消灭说真话的人，以防止真实情况被人们知道。在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衣》中，当孩子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焦点是皇帝，讨论皇帝是否穿着衣服。如果共产主义碰到这种新衣的情况，很容易被真话揭穿。这时候，共产主义怎么办？那就是转移注意力：一方面，共产主义会强调美好的理想，让人们觉得，现在的问题是为未来无限美好理想进行的暂时牺牲；另一方面，如果有人说出共产主义没穿衣服的时候，共产党不是讨论共产主义是否穿着新衣，而是反过头来质疑说真话的人，强调说真话人试图诋毁共产主义的险恶动机。然后，共产党和知识分子挑起论战，讨论说真话人的问题，也就会忘了共产主义到底有没有新衣。在黄克诚的回忆录中，说到当时他的见闻：“何笃才原是一军团干部，对一军团和毛泽东有深刻认识。由于在古田会议之前朱、毛之争中支持朱德，从此就不受重用，调到红三军团三师任宣传科长。他曾对我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论政治主张，毛泽东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在反对毛泽东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问他：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决心大，手也狠，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还举例说，像李韵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权力。结果，干坏了事也不被追究。像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何笃才就像是看到“皇帝新装”的小孩子，看到毛泽东的问题、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他的结果是，毛泽东在肃反的时候，最初放过他，以表现自己的大度，然后再找机会将他杀掉。

站队文化和炮灰文化从毛泽东的嫡系被捕杀开始显著表现出来。三湾改编后，毛泽东积极吸收地方力量，尤其是土匪武装。其中，袁文才和王佐作为地方土匪武装，主动接受毛泽东的领导，被毛泽东编为“第1师第2团（后变成红4军第11师第32团）”，毛泽东因此占据了井冈山。而龙超清是袁文才的入党介绍人，也为袁文才与毛泽东进行牵线搭桥。何长工曾经按照毛泽东的安排，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将王佐这个井冈山的山大王拉入共党组织。开始毛泽东进入袁文才的地盘茅坪，后来再进入王佐的地盘茨坪，让毛泽东在井冈山能够立足、生存下来。这两个人既是毛的救命恩人，也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完全听从毛的指挥，因此成为毛最为心腹的军事嫡系。在中共六大的决议从莫斯科传到井冈山后，毛泽东在宣读文件的过程中，以天气太冷为理由休会。会后，毛泽东和其他党员开会，专门讨论《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有关于如何对待土匪武装的最新政策。《决议案》中说：“对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革命暴动之前宜加以利用。暴动成功后，应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对他们的首领应当做反革命看待，即使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应当杀戮其领袖，争取其群众。让那些首领深入到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当中，是异常危险的……”在当时井冈山地区，“土籍（原住民）”和“客籍（后来搬迁过去的居民）”形成尖锐的矛盾冲突；而中央的态度又将王怀和龙超清等“革命派”与袁文才和王佐等土匪出身的人进行分界。这种错综复杂的斗争，让调解无效的毛泽东头疼不已。在党员的秘密会议上，毛泽东念了这段话，让党员们发言。王怀和龙超清从《决议案》看到机会，首先发言要求按照政策内容消灭袁文才和王佐。

陈毅和朱德则明确反对，让毛泽东长舒了一口气，把这个事情搁置。后来，朱昌偕、王怀和龙超清认为袁文才和王佐要叛变，在中央特派员彭清泉的主持下，设下圈套，将宛希先（第1团第1营党代表）、袁文才和王佐及其队伍的主要骨干消灭，袁、王两股部队消失。毛泽东听到消息后震怒，自己精心培养的嫡系2团整体被消灭，宛希先也被杀掉。由于袁文才和王佐都是井冈山的大户，因此导致毛泽东的井冈山根据地丧失。

失去根据地，让毛泽东的立场急剧改变。从根本上，毛泽东本人无所谓左倾或者右倾，只要对毛的个人利益有好处，就是正确路线。本来，毛泽东为了保住袁文才和王佐这样土匪出身的嫡系，不惜顶住中央命令的压力，也就是曾经被中央批判的右倾；而嫡系被消灭之后，毛泽东又变成左倾。因为，当自己的嫡系被消灭、并失去根据地之后，毛泽东几乎成了光杆司令。尤其在1931年，曾士峨（三湾改编时1团特务连连长、营级）以红四军11师师长的身份组织敢死队，而且亲自带队冲锋而阵亡。因为曾士峨的死，毛泽东对林彪大发雷霆。对于毛泽东来说，曾士峨之死不仅仅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心腹的思维，更是毛泽东失去所有能打仗的直接嫡系。至此，毛泽东在三湾改编后，可以依赖的军事嫡系基本消亡，实际上失去了对军队的直接控制权。毛泽东的下级嫡系，比如张宗逊（黄埔五期）为连级军官、杨得志为当时11师师部炮兵连连长（由特务连改名），陈士榘和陈伯钧（黄埔六期）当时为排长，黄永胜（毛泽东给改名）当时任班长，后来在1955年授衔为上将。在这些毛泽东的嫡系军官中，没有一个元帅或者大将，反映出毛泽东在军队中的弱势。在既没有军队、又没有根据地、还没有中央领导权的情况下，毛泽东就像是共产党内的流民。所以，毛泽东只有利用自己的长项，也就是通过政治手段重新站稳脚跟。这时候，中共中央的左倾屠杀命令，以及毛泽东在军队里的地位，成为毛泽东的主要支持。毛泽东开始大规模铲除异己，以达到重新站稳脚跟的目的。在毛泽东有军队、有根据地的时候，做事还相当稳重，遇到重大事件还与朱德等军队领导、李文林等地方领导商量沟通。但是，当毛泽东的这些资本丧失、成为流民的时候，毛泽东就开始拼死一战，也就是通过打AB团重新建立势力。最初，毛泽东还指派自己的部下李韶九等人执行命令，随着斗争的升级，毛泽东开始赤膊上阵。毛泽东的这个先指使手下、然后赤膊上阵的行为模式，在49年后反复使用，包括打倒了高岗、彭德怀和刘少奇，而且还想扳倒周恩来。

肃反AB团（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是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重大创新行为。其肃反（肃清反革命分子）早于苏联斯大林在苏联进行的肃反，因此可以说是共产主义的创新。肃反AB团以毛的支持者为主，从赣西南苏区开始，逐渐扩大升级。大致上，毛泽东“打AB团”的原因有两方面：1、公务-政治路线：一是土改政策，赣西南方面主张执行中共六大关于仅仅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决定，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二是军队及地方党机构的归属及人员配置问题，归根结底是也就是李文林掌控的地方权力大、还是毛泽东掌控的军队权力大。这两个问题的背后，是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的矛盾日益尖锐。最初，江汉波作为本地干部代表，因为坚持地方观点，被开除党籍而淡出。随后，李文林作为赣西南的共党和红军负责人、江西省行委负责人，成为本地干部的领导；而毛泽东作为外来干部，是红一军总前委负责人，或者说江西地区苏区最高决策人。毛泽东与李文林具有两个关键路线冲突，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当地共产党的路线，也就是毛泽东（外来干部）或者李文林（当地干部）占主导权的问题。

2、私仇：之前当地共产党员朱昌偕、王怀和龙超清等人屠杀了毛泽东的嫡系部队，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必报之仇。而且，随着李文林和毛泽东的矛盾加深，随时对毛泽东的性命形成威胁。实际上，李文林是井冈山以东的东固根据地的开创者，东固根据地又被成为东井冈。在朱德、毛泽东的红四军被国民党会剿而失去井冈山后，退到东固进行喘息，等于被李文林所救，后被称为东固会师。随后，红军以东固为根据地，开始扩张，包括攻打战略重地吉安和开拓闽西。在红军向四周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依赖于本地的经济和兵员。在1930年，共产国际决定停止向中共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提供经费之后，当地还筹措资金给中共临时中央，支持其机构经费运转。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势力等于越来越强，而毛泽东等外来干部的地位越来越脆弱。所以，毛泽东考虑到公务和私仇两个方面，决定通过打AB团的方式，消灭地方势力。

打AB团成为外来流民镇压当地土匪流民的典型案例，也成为共产党后来的传统做法。1930年5月，赣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参加了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此次会议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李文林返回后，于8月上旬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部署贯彻李立三的指示，也就是立三路线。会上，李文林不指名地指责毛泽东，撤销了刘士奇（毛的连襟、毛政策的执行者）的职务，并建议上海中央开除其党籍。毛不知道什么是立三路线，而且对刘士奇被撤职极为不满。于是，毛认定二全会是AB团取消派的会议，开始肃反。最初，在毛泽东的幕后支持下，毛泽东的派系开始打AB团，并且采取越来越凶狠的政策。1930年5月，中共赣西南特委开始称一些地区党内还有AB团分子做支部书记，因此开始了打AB团的斗争。1930年6月25日，赣西南党团特委发出《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规定将豪绅地主反动富农分子要统统当作AB团加以捕杀。赣西南苏区开始打AB团，规模也持续扩大。在当时肃反中心的于都县，从1930年5月到1930年9月共杀掉AB团1000多人。1930年9月24日，中共赣西南特委再次发出文件，《紧急通��第二十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整肃AB团》。《通告》提出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意味着赣西南苏区打AB团开始升级。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后，蒋中正下令围剿。毛泽东主张诱敌深入，也就是不怕根据地被战争所影响；而李文林出于保护本地的考虑，主张北上攻打南昌九江，也就是御敌于外。当毛泽东带领部队向苏区腹地退却时，李文林和手下开始造舆论、贴标语口号反对毛泽东的主张。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李文林拯救了朱德、毛泽东等军队，但是毛泽东已经将李文林视为死敌。1931年11月底，毛泽东开始亲自上阵，通过宁都肃反委员会扣押李文林。然后，将龙超清、曾昭汉、刘天岳等人被打为AB团。通过残酷拷打，他们又供出江西省行委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等为AB团。然后，毛泽东亲自写信给曾山和陈正人（毛的亲信）、并且命李韶九率部到吉安和二十军（李文林部队）积极破获AB团。通过AB团肃反的扩大模式，毛泽东既消灭了地方干部的威胁，又报了自己嫡系部队被歼灭之仇。这个方式等于是毛泽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随后，肃反进入军队，并且迅速扩大。根据11月底的《八个大胜利的条件》所述，红一方面军有几十个团长被杀，4400多余名官兵被抓（占军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史称黄陂肃反。这是毛泽东在赣西南进行第一阶段打AB团的结果。

肃反引发当地二十军的富田事变。1930年12月7日，李韶九到达富田驻地后，立即抓捕数人进行严刑逼供。被逼供者并供出一大批AB团分子，李抓捕了100多当地重要干部，而且两晚上处决40多人。据《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记载，被抓捕的人“双手吊起来用牛尾竹竿子毒打，用香火或洋油烧身，一批批绑出去杀了”。遭到酷刑后，“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12月8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随后，李韶九到二十军驻地找军长刘铁超商议，捉拿二十军里被供出的20多个“AB团”成员。这时候，二十军的主要军官进行突袭，扣押刘铁超（李韶九逃跑），释放被扣押的人员。之后，这些军官在富田广场召开二十军士兵大会，讲述了刑讯逼供的过程。二十军士兵群情激奋，喊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后被称为富田事变。同时，二十军还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写信伸冤，并且将200斤黄金交付中央收款员，表示自己对共产党的忠诚(《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议议案》，1930年12月18日于永阳区龙江)。

此后，从富田事变到平头寨罹难半年多时间里，红二十军继续作战，并且筹集资金。而富田事变很快传到宁都黄陂总前委驻地，让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红军总部极为震惊。朱、彭、黄联名发出公开信：“目前决战在即，凡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同志，应站在共产党总前委领导之下，一致团结，坚决消灭敌人。”12月20日，总前委发表了一封答辩信，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叛逆行为。1931年1月，项英作为苏区中央局的代理书记，对两方面都严厉批评，试图以党内矛盾的方式，召开双方的主要人员，通过开会解决纠纷。但在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指示说：“红军应该注意托洛茨基分子和陈独秀分子的新策略，实质上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同蒋介石及其代理人AB团分子和改组派是一样的（分化瓦解红军），应该坚决断然地制止这类反革命企图。（《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掌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六届四中全会”，形成《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3月，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已从上海出发，3人绕道福建来到江西宁都县青圹村，传达了政治局的决议。4月，三人小组否定了项英的意见，撤消了项的代理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接任。由于项英被撤职，李文林和毛泽东的势力平衡被打破，权力倒向毛泽东方面。

随后，毛泽东开始秋后算账，进行第二阶段肃反。毛泽东亲自指挥，加紧对所谓AB团分子的刑讯逼供。对犯人普遍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软就是劝诱，硬就是严刑拷打。在用刑的时候，通常将双手吊起，人向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并使用当地各县的刑罚，比如炸刑（万泰），打地雷公，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通肛门（胜利县）等等上百种。被审人因经不住酷刑而乱供乱咬，所以AB团越打越多；而且，凡打AB团不够狠的，都被认为有嫌疑。肃反机关公开说：宁肯杀错一百，不肯放过一个之谬论。当时提拔干部、调动工作，大部份人都是啼啼哭哭，不愿意去。在打AB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团。

毛泽东当上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后，开始安排绞杀当地干部的政策。当赣西南地方和二十军刘敌、李白芳、金万邦、丛允中、谢汉昌等主要谈判人员应项英邀请，按照约定到达地点时，并不知道项英已经被撤职，等待他们的是审判大会，以及被处决的命运。与此同时，李文林(江西省行委书记)在万泰县被当作AB团要犯处决。此外，还有周冕、王怀、刘经化、龙超清、段起凤、马铭、刘其凡、袁德生等一大批重要干部，亦被当作AB团分子处决。就连与建立东固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本来与富田事变没有关系，在次年也被处决。随后，苏区中央局向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告：富田事变已被解决。同时，二十军官兵还在永阳，配合广西来的红七军，打了几个胜仗。等到打完仗后，二十军官兵撤到于都平头寨。早饭之后，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军官奉命到谢家祠堂开会，彭德怀、林彪的部队立即将祠堂包围。先是收缴了他们的枪械，然后将这200多军官缴枪、一个连一个捆绑起来，其中包括红二十军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接着二十军的番号被宣布撤消。不久，又将这些军官全部杀害，仅有两名低级军官侥幸逃脱，余下的2000多士兵被编到其它部队。总之，这些江西的地方干部为朱毛彭等人提供栖身之所、并提供衣食和资金，让朱毛彭的军队生存下来；也为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筹措大笔资金，让中央能够继续维持；但是，这些地方的干部官兵反过来被朱毛彭和中共中央所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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