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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catelythoughtfulpatrol · 7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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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墨西哥边界探秘-艾尔帕索和华雷斯城-格兰德河

核心提示：

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的艾尔巴索和墨西哥仅有一线之隔，这里不仅是世界上贩毒活动最为猖獗的地区之一，还被许多人当作移民美国的跳板。格兰德河边界两边合法和不合法的经济往来都依靠跨越这��分界线来进行。

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的艾尔巴索和墨西哥仅有一线之隔，这里不仅是世界上贩毒活动最为猖獗的地区之一，还被许多墨西哥人当作移民美国的跳板。美国资深撰稿人安德鲁·赖斯在深入调查艾尔巴索的移民潮之后，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了《生活在艾尔巴索和华雷兹的边境》一文，讲述了普通墨西哥人千方百计地移民美国的故事，也分析了边界两边城市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和“一损俱损”的历史怪圈。为保持文章的原汁原味，新华网国际频道翻译沿用第一人称形式编译了全文。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和墨西哥交界处的群山和大漠环绕之中，艾尔帕索和华雷斯城尴尬地并存着，像一对不和的夫妻。两座城市之间仅隔着窄窄的格兰德河，这条河的河道改造成了混凝土的，以防止河流��然改道混淆边界。格兰德河的一边是美国，另一边是墨西哥。一直以来，这条边界两边的生活——或者说，边界两边合法和不合法的经济往来——都依靠跨越这条分界线来进行。（华雷兹位置示意图）两座城市挨得如此之近，以至于你都可以坐在艾尔巴索公园的长椅上，看着华雷兹山坡上石灰房子后面洗衣服荡起的水花。每天早晨，成千上万的出行者从墨西哥向边界上的帕索北桥涌去，在破旧的华雷兹马路上排成长蛇一样的长队，一个个经过军事关卡，小贩在一旁叫卖印着大屠杀故事的小报。近来几个黑社会组织和贩毒集团之间的冲突让华雷兹成了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之一，而在边界的那一边，艾尔帕索却一派安宁，出奇地繁荣兴旺，一直都是美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这诡异的反差在某种程度上使两座城市之间的隔阂更深了。艾尔巴索几乎再也没有人敢跨越这座横跨边界的大桥，尽量避免靠近边界地区；而华雷兹很多中上阶层的人却拖家带口，移居到边界的另一边，连带他们的积蓄、生意、甚至私家学校，在艾尔巴索形成了一个流亡富人社区。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我在艾尔巴索呆了很久，这段时间里，墨西哥军方对贩毒团伙发起了零散的打击行动，而美国两党的政客们出于各自的目的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在被边界居民认为是“遥远内陆地区”的华盛顿和奥斯汀（德克萨斯州首府），保守派们极力抨击层出不穷的“暴力升级”事件，而奥巴马总统则在夸赞前所未有的边界设防。事实上，暴力升级倒是稀罕得很——去年华雷兹发生枪战时，曾有一颗流弹不知怎么飞过了边界，击中了艾尔巴索的市政厅，当时几乎成了国际大事。但这仅仅是艾尔巴索所受到的有形伤害。这座城市的街道和后院里建起了一道宽18英尺的铁锈色防护栅栏，而这只是一道长达650英里、耗资28亿美元的边界防护墙的一部分。这本是联邦安全系统逐步完善的标志，但却被认为是威胁性的措施。约有两百万人民在这里通过血缘或者商业的纽带互相连结在一起，而这里极具流动性的社会结构始终保持了一种独特的、有代表性的、值得保存的特质。如果研究全球化的学者们是对的——我们确实朝着一个所有边界都因利益往来而变得模糊的方向发展，那么这里正是我们能想象到的最彻底的对这场变革的表现，这里有过于美好的承诺，更有出人意料的失败。二月一个寒冷的早晨，我在艾尔巴索的一个砖建小店铺里见到了琳达·阿诺德。她对我说：“我觉得，除非你就住在这儿，否则你不会明白这里的文化有多么混杂。”她是个助产婆，有一头已经失去光泽的金发，喜欢戴叮当响的首饰。她经营着一种叫做“生育中心”的小生意，这是专为一小群跨越边境的人服务的特殊行业。这时候，三个大汗淋漓的女人持合法签证从华雷兹经过那座桥来到了这里。从格兰德河到生育中心，距离不过1.5英里，从地理上来看几乎短得可以忽略，但这却是极其关键的一段路。来到这里生孩子，就可以给后代一个难得的优势：成为美国公民。（从华雷兹透过边境围栏看帕索北桥）阿诺德自己并不是狂热的移民支持者，甚至不是理想主义的自由派，虽然她的职业有一点嬉皮士的感觉。“我们并不是要坐下来围成圈然后唱歌，我们是一个公司，不是公社。”她在办公室里对我说。这里有一个子宫的雕塑，还有她儿子穿军装的照片。在生育中心里，阿诺德提供的是一个不被边界所阻拦的未来，售价695美元。任何出生在这里的孩子都将拥有美国公民身份，享受宪法第14条修正案（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赋予的恩惠，以及自由出入边界的权利。这就是艾尔巴索利用边界两边不平等待遇的方法。阿诺德在1985年搬到了这个城市，她对自然生产深信不疑，并从现状中敏锐地嗅到了还未开发的巨大商机。墨西哥女人早就开始跨过边界生孩子了，而阿诺德利用这一情况，很快便成为了美国最繁忙的接生婆之一。她刚开始做这行的时候，穿越边界只需要涉过格兰德河这么简单，或者付给船夫一美元，让他拉着充气内胎把人带过去。阿诺德说：“那时候她们来到这里的时候，甚至连裤子都还是湿的。” 虽然阿诺德的生意比以前要红火得多，这种做法仍然不为美国医疗体系所接受，而且许多还在接受技能培训的接生婆发现，要获得相关经验实在不容易，阿诺德说：“大多数产妇是不会来这里的。”艾尔巴索从来不缺少急切的、有大笔钞票的客户群，而这里也成了医科学生理想的实习机构。虽然加强后的安全措施终结了淌着水就能跨境的日子，但华雷兹的居民要想获得美国边界通行卡还是相对容易的，这样他们就可以来美国串门、购物，而且至少在现在，孕妇要通过边界也并不是违法的。美国国籍早已是华雷兹受欢迎的资产，但现在，它变得更加重要了——有时甚至事关生死——因为毒品引发的暴力，在三年前不可避免地爆发了。那天在“生育中心”见到的孩子们，最终将有机会上更好的学校，找到更好的工作，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找到更安全的避风港。我遇到了一对夫妻，加西耶拉和米罗，他们带着两周大的女儿詹妮弗来到阿诺德的生产中心来做产后检查。夫妻二人都是墨西哥国籍。（为了保护隐私，阿诺德生产中心要求隐去他们的姓。）他们头两个孩子都是在自己的国家出生的，但是到了生这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决定，来边界这一边。米罗是个长途货运司机，常年跑提华纳（墨西哥北部城市），他说他感觉这几年不太安全了，毒贩之间的冲突简直变成了无政府主义的行为。加西耶拉怀中抱着用毯子裹着的婴儿坐在一旁，她说希望詹妮弗长大后能有更好的选择。夫妻二人话中隐含的寓意是：墨西哥的安全危机很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而弱小的老百姓只能过着更加动荡不安、缺少保护的生活。年轻的贝贝·雅那尔站在酒吧霓虹灯的微光下，顶着一头抹了摩丝的时尚发型，脖子上戴的金十字架项链在V形领口里晃荡着。“这里所有人都是从华雷兹来的，”他在酒吧里一边四处看着一边对我说。近几年，这样的酒吧在较为富裕的艾尔巴索西部大量出现。其实，德克萨斯州这一边传统上被认为是老土、沉闷的，所以华雷兹曾经是边境地区的美国人和墨西哥人欢度夜生活的地方。但是现在，华雷兹的许多饭店和酒吧被迫关门停业，或是被暴徒洗劫一空，被抢劫者烧毁，还有的在城市建设中被推倒。贝贝告诉我，他和他的家人是因为一次事故才背井离乡来到这里的。2009年11月，他的父亲何塞·雅那尔下班回家，准备庆祝52岁生日，却在路上被绑架了。绑架者打电话说，如果不给巨额赎金，就把何塞分尸后送回家。但是何塞奇迹般地逃脱了，逃回家之后，一家人立刻匆匆忙忙地收拾家当，开车疾驰驶过帕索北桥，来到了美国境内，和往日的生活就这样断绝了关系。何塞的胳膊上现在还有一道半圆形的伤疤，是和绑架者搏斗的时候被咬的。雅那尔家一直做家具生意，他们之前从来不觉得自己在墨西哥会受到暴力的威胁。贝贝和他的父母、表兄弟都是美国国籍，在美国出生，就像“生育中心”的那些孩子们一样。虽然这个家庭住在华雷兹，但是贝贝读的是美国的高中，之后又上了德克萨斯大学艾尔巴索分校，这所大学对墨西哥学生收取较便宜的州内学费，好让他们能上得起学。贝贝和朋友能流利地说英语和西班牙语，而且可以在边界的两边自由来去。华雷兹一直处于无法律状态，因为临近边界地处偏远，边界又是城市所依赖的基础，这里也成了毒贩的理想的航运点。但是直到最近一段时间，像雅那尔这样的人们才开始相信，毒贩带来了愈演愈烈的暴力事件。近来几年，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2008年华雷兹爆发了毒贩之间的战斗。起因是，毒贩组织从墨西哥西北部种植大麻和鸦片的沿海城市西纳罗亚来到了华雷兹当地，这个组织控制了极有价值的毒品走私渠道。（华雷兹为打击贩毒团伙而加强警力）从那时开始，毒贩之间的冲突就开始在墨西哥北部蔓延，在法律监管缺位的情况下，毒贩、黑社会和收回扣的警察等各方势力开始卷入冲突。墨西哥总统飞利浦·卡尔德隆在美国军方和法律的援助下，过去三年总共得到了超过13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打击毒贩，并动用了军事力量以试图一举捣毁贩毒团伙，向华雷兹派出了上万名士兵。军事袭击确实铲除了一些毒枭，但是也反过来刺激了毒品交易和贩毒集团内部的继位之争，导致了越发血腥的暴力事件。从暴力爆发以来，墨西哥已经有四万多人死于非命，华雷兹的凶案发生率更是暴涨了十倍，去年发生了三千多起凶杀案。而对比之下，艾尔巴索只发生了五起。为什么凶案没有蔓延到边界那一边去，答案不得而知。虽然边界防卫措施得到了加强，但是这似乎没有制止毒贩的交易，毒品仍然大量地出入巴索北桥关卡，隐蔽在每年持合法证件出入边界的千万辆轿车和卡车中。走私犯知道，美国政府不可能彻底检查每一辆车，因为这样必然会阻碍华雷兹和艾尔巴索之间的贸易往来，而去年的贸易额高达710亿美元。只要走私货品到达美国那一边，就立刻会被运到各个隐匿的货仓，再送到内陆地区的交易市场；而在相反方向上，用压缩膜包着的五十美元和一百美元钞票毒款和武器，则被运回墨西哥。（美国每八个军火商中就有一个在这条边境附近做生意。）许多分析人士则认为，艾尔巴索这一边之所以很少有暴力，是毒贩明智的选择，因为如果在美国也制造混乱，那么现在这样顺畅的贸易就无法进行。 “墨西哥暴力事件多发的一部分原因就是这条边界的存在，”大卫·史克，圣地亚哥跨边界研究中心主任，这样说。“毒贩之间互相争斗，为的是争夺通往边界另一边的道路的控制权。所以对我来说，暴力没有蔓延到边界这边是因为，毒贩控制地盘的只需要到边界一线即可。一切都是为争夺地盘，因为腐败的网络所致。” 虽然可靠数据不好统计，但是据内部位移监测中心估计，约有二十三万墨西哥人为了躲避暴力事件而逃离家园，其中一半都到了美国。虽然2005年之后，因为美国政府收紧了移民政策，并受经济衰退影响，美国的非法移民总体下降了百分之八十，边界城市的统计数字变化趋势却正好相反。根据统计局的数字，从2009年以来，艾尔巴索城区的居民人口增加到了大约八十万，其中新增人口有五万，虽然具体数字仍不确定，但肯定有一大部分都来自华雷兹。有些人偷偷渡过边境河流来到此地，所以数字仍不确定。但是还有其他很多人是以合法身份跨越边境的，至少一开始是这样——他们拿着跨越边界许可证（一种可以逗留的短期签证）跨过格兰德河，或者参加美国政府提供的一个项目——只要创造至少十个就业岗位，外国投资者及其家人就可以得到美国绿卡。何塞·雅那尔在艾尔巴索的德克萨斯大道上开了一家叫作“设计者世界”的家具店，离德州10号公路不远。他和儿子都在店里工作，平日负责和家庭工厂合作订单，工厂在6英里之外的华雷兹，他们已经有18个月没有去过那里了。我有一天去了“设计者世界”。何塞长得虎背熊腰，性格直率，被店员们起了个外号叫“秃子”。我在一间挨着展示厅的房间里见到了他，他正通过一个很大的平板电视监视工厂的情况，屏幕分成了16块区域，每一个区域的图像都是通过闭路摄像机监控的，稍微有些扭曲变形。有时候何塞的几个手机中个一个会突然铃声大作，他就会用西班牙语和工厂经理谈生产上的事。 “在工厂为我干活的人都很忠心，当然我给他们的工资也高一点。”何塞说。但是在外地管理工厂总有些不便之处，令人烦恼。何塞不敢再踏上华雷兹的土地，但是他手下的工厂经理又不是每个人都有美国签证，所以如果何塞需要和他们当面商谈，他有时就会在边界大桥的中间和他们开会，在美国和墨西哥国旗下，那里是较为安全的缓冲地带。（死里逃生的何塞·雅那尔。图片来源：纽约时报杂志）何塞从绑架犯手中死里逃生之后，全家人都逃到了艾尔巴索，和一个已经定居在这里的嫂子挤在一起住，还把华雷兹的房子放到了交易市场上。“我还是希望能把那边的房子卖了，”他说，“但几乎华雷兹所有的房子都是待售状态。”但是和其他人的遭遇比起来，这只是微不足道的困难。何塞在艾尔巴索买了一栋房子，不久就发现邻居都是在华雷兹的熟人，于是社交也不是问题了。何塞也不用担心孩子悄悄跑回华雷兹去，因为孩子们大多数的朋友也搬过来了。 “一开始很难适应，”雅那尔说，“但是现在我习惯了。”有天晚上，贝贝和妻子克拉里莎邀请我去吃晚饭。贝贝和他的两个妹妹还有他的女朋友安娜也在，安娜也是从华雷兹来的移民，她在叔叔不幸遇害之后搬来此地。雅那尔一家的新房子是典型的德州农场房屋，有露在外面的木头房梁，房屋后面还有水池。克拉里莎戴着时髦的眼镜，说话听不出一丁点墨西哥口音。她小时候曾在艾尔巴索呆过一段，因为家人在这里开了一家放映西班牙语片的影院。雅那尔一家人告诉我，他们一直为自己是华雷兹人而感到自豪。何塞轻蔑地说：“有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呆了很久……他们还以为自己是外国佬呢。”但是现在他们在试图寻找自己的归属。厨房那边有人在宣布最新消息：墨西哥政府提议，把他们的家乡华雷兹改名为“英雄城市华雷兹”——加上了“英雄城市”这个称号，好像改变名字就能改变事实一样。大家报以一阵嘘声。 “别在意，”安娜说，“反正我们不再是华雷兹人了。” 德克萨斯大学艾尔巴索分校的政治学教授托尼·帕严说：“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艾尔巴索是靠什么运转的。”很大程度上，艾尔巴索的发展可以说是靠华雷兹支持的。这片地方气候干旱，不适宜发展农业，这个城市曾经的支柱产业也已经衰落或者搬迁。艾尔巴索的收入和教育水平也一直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过去几十年里，这个城市的繁荣靠的是边境加工厂，也就是专门使用从美国免税输入的部分产品或零件来装配为成品，再输出到美国的工厂；除此之外，边境地区一些特殊的公共服务部门也是��济来源之一，比如防卫、执法和在附近的布利斯堡迅速壮大的军事基地，而这些部门的存在，也都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距离艾尔巴索不过一线之隔的墨西哥。当然，还有买卖毒品的灰色市场，根据不可靠估计，这个市场每年有六十亿到三百六十亿的交易。霍华德·坎贝尔是研究毒品走私的人类学家，他告诉我，这两个城市之间的经济关系“既是共生性的，又是寄生性的”。我问他，哪一方是寄生的？他像被逗乐了一样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我是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然后说：“美国。” （华雷兹在禁毒行动中抓获的毒贩团伙）根据艾尔巴索民间传说，一座城市总是建立在另一座城市的不幸之上。墨西哥革命的几场重要战役都是在艾尔巴索部署，在华雷兹开战。一个新闻记者后来回忆说，1911年墨西哥城街头爆发了战争，而“艾尔巴索全城人却幸灾乐祸，很多人专门跑到河岸边去看热闹”。艾尔巴索的银行存款在几年之内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八，因为商人通过扶植交战方而发了战争财，有个五金店甚至在向墨西哥政府军出售铁丝网的同时，还给叛军提供对付铁丝网的剪线钳。《另眼看革命》一书的作者、历史学家大卫·多拉多·罗摩把那个尚处在形成时期的艾尔巴索比作冷战时的柏林：一栋市中心建筑作为革命的总指挥部，而敌方反间谍人员的据点就在街边，叛乱领袖、禁酒主义者潘图·维拉在糖果店享受冰淇淋。许多不参与战斗的平民也在格兰德河美国的一边躲避战乱。到了1920年，艾尔巴索的城市人口增长了一倍，约有八万名居民。无家可归的墨西哥精英阶层们带动了房产业的迅速发展，他们开设了不少商店，还把一条街道命名为波菲里奥·迪亚斯，就是已经被废黜的墨西哥独裁者。一名革命者后来写道，边境地区聚集了许多“没有祖国的人……他们在边界哪一边都是外国人”。（罗摩作品《另眼看革命》，讲述了墨西哥革命中不为人知的往事）罗摩这本书在2005年问世，引起了当地许多人的兴趣，而这又正好赶上了一代年轻改革家们组成的大选，这些人对这段历史留下的遗迹十分感兴趣，比如有独特异国风格的建筑，较为合理的城市规划，还有对艾尔巴索昔日辉煌的模糊记忆。这一点和两座城市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可以解释为什么华雷兹陷入灾难的时候，艾尔巴索人却没有沉浸在哀伤中。“我们被困在这个历史发展的怪圈中，”艾尔巴索郡法官、纽约大学研究生维罗妮卡·埃斯科巴说，她的职位是这座城市经选举产生的官职中最高级别的。“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又看到了边界那边的血雨腥风。”但是像很多人一样，埃斯科巴的同情心也掺杂了那么一点重获机会的侥幸。她说：“我们艾尔巴索可以从中得到好处。” 艾尔巴索在经济衰退中成了全美国经济发展最好的几个地方之一，它的一部分经济收入来源于墨西哥所蒙受的损失。达拉斯美联储银行的经济师罗伯特·科罗纳多说：“短期来看，资本、人员和金钱会源源不断地进入艾尔巴索和其他边界城市，这对城市发展很有利。”像何塞·雅那尔这样的难民蔑视歧视和偏见，他们带着巨大的需求来到这里，希望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每个人都知道，连最近下台的华雷兹市长都在艾尔巴索有一处房产。）雅那尔和几个朋友决定联合起来设立一个叫“人际网络”的民间组织。他们开始每周在“王柏高餐馆”一起吃早餐，这是华雷兹一个显赫的中国家族开的餐馆。“人际网络”的活动立刻引起了边界两边政客们的兴趣。“人际网络”的主席、杂志出版人何塞·路易斯·马里西奥说：“于是我们就告诉那些政客们，不需要在边境上建隔离墙。” “简直和100年前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罗伯特·欧罗克说。他是个身材瘦高的网页开发工程师，被很多人叫小名“贝托”。六年前欧罗克被选为艾尔巴索市议会的议员，那时他31岁。某个周五我在联合广场的一个酒吧里见到了他，这里其实是个重建的库房区域，这项工程现在被认为是瞎折腾。“十五年来，什么事也没发生，直到华雷兹开始衰落。”他说。但是欧罗克不同意很多人关于这是另一个可以发横财的黄金时代的说法。他说，墨西哥国内的稳定才是艾尔巴索“发展的希望和潜力的主要来源”。欧罗克还对我说：“有些人有错误的印象，以为这是上天的恩赐，但事实上这是个零和游戏，任何一方要想胜出都必须付出巨大代价。” 华雷兹接二连三的谋杀案使人不寒而栗，不仅因为被害人数惊人，而且还因为杀人犯手段极其野蛮残忍：受害人被砍头后又被抛尸在繁华的街头，职业杀手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对着人群开枪。一位有名的墨西哥律师告诉我：“坏就坏在我们这里的暴力行为是无组织的，如果是有组织的犯罪，我们根本就无法看到。”虽然这名律师的家人已经搬到了艾尔巴索，他还得去华雷兹上班，属于在两座城市之间来回的那一群人。像其他很多人一样，他想了不少法子来避人耳目，比如不定时上下班，把原来的宝马换成了不那么招眼的车。（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不允许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公开他的姓名。）每个需要呆在华雷兹的人似乎都信奉一套自相矛盾的风险管理理论：我的头发是金色的；坏人们不会害美国人……我看起来像墨西哥人；我看起来像混血儿……我的车能跑得很快……我只坐出租车……我看起来比较友善……我看起来不好惹……没关系，每个人都认识我……别担心，谁也不认识我…… 喝咖啡的时候，我问“人际网络”的领导者们，他们采取了什么策略来应对安全威胁？雅那尔用略带怀疑的眼神看了看马里西奥——他还在华雷兹有一间办公室——然后开玩笑说：“他就喜欢危险的东西。”马里西奥则把一串十字念珠放在桌上，说：“这是我的做事的风格。” 我并不是个时常祷告的人，所以我第一次过边界关卡的时候，就照着大家说的最安全的方法做了——我和一个边境加工厂的管理人员潘乔·乌兰加同行，他是个健谈的人，头顶剃得很光，在台湾电子配件加工厂富士康里工作，还帮助这家公司建立了全新的分工厂。乌兰加迈过那条看不见的边界线，说：“刚才我们在美国，现在就到了墨西哥。没人会检查你的护照的。” 确实没有人来检查护照。过了艾尔巴索城外的圣特蕾莎边界检查站就是墨西哥，我们跃进一辆等在那里的白色厢车，然后车开动了，经过几个对我们毫不怀疑的边境守卫身边。富士康公司选择在华雷兹西部偏远的郊区建造厂房。乌兰加说：“一开始这里像地狱一样，除了野兔和蛇什么都没有。”边境加工厂几乎不受暴力事件的影响，但是这座厂房偏远的位置更上了一层保险。“这里一无所有，就像一张白纸，我们可以把一切事情从头做起，”他说，“在这儿你会感觉很安全，不像在城里开车，现在的局势很危险。” （富士康在华雷兹的新工厂）一家亚洲公司竟然在北美开了加工厂，这不能不说是个逆转现象。边境加工业是随着美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的一项政策发展起来的，这项政策严格限制了墨西哥人入境从事季节性农活。紧随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失业，于是墨西哥政府就以在边境建立新的自由贸易区来吸引美国制造商投资，这些贸易区可以不受美国税款、工会和最低薪水要求的束缚。这个行业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之后很快就发展到了顶峰，上世纪最后十年，它们甚至还能勉强和更廉价的亚洲工厂竞争。金融危机却使华雷兹二十五万个工人职位的三分之一都在两年之内消失了。但是现在中国的生产成本和通货膨胀率也在上涨，于是墨西哥又成了一个有相对竞争力的市场。但是这其中有个缺陷，波士顿咨询集团的高级合伙人哈罗德·斯尔金说：“哪个公司都不希望在毒贩火并的地方建工厂。” 乌兰加说，富士康为戴尔生产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它的安全措施简直像“监狱中的校园”。工厂的地面经过美化加工，四周有围墙和铁丝网，管理人员集中住在宿舍里，工人坐着白色的学校班车从四面八方来这里上班。乌兰加说，工厂的工资大概是边境加工厂的平均水平，每周80美元。乌兰加还主动提出要现场让我看看边境经济的运作，他把车开到了华雷兹边上的墨西哥裔美国人社区，说：“这里是波雷欧洛马斯社区。”许多居民从两旁都是烟灰砖砌房的没有铺路面的街道往高速公路上挤，这片地区自从财大气粗的地主们下了逐客令之后就开始动荡不安。路的另一头就是阿纳普拉，一个山脚下的棚户区，远看像一片混凝土森林。乌兰加说：“那是华雷兹最穷的地方，也是最容易招到工人的地方。” 我们接近了一个军事关卡，手持机关枪的士兵挥手让过往车辆停在路边接受检查。乌兰达说：“这都是逐渐改变的，如果经济发展起来，安全也会随之得到保障。”为了说明，他指着几座山头说：“那是杀人犯曾经把受害的女人抛尸的地方。”十年前，几千名女人——多数是工厂的女工——在华雷兹附近被杀害。乌兰达说，现在这里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修了这条路。” （墨西哥边境加工厂里的景象）但是有些人却质疑乌兰达“出口加工业能使穷人受益”的理论，认为像这样的工厂和毒品行业共存并不只是个巧合。跨边界研究中心的大卫·史克质疑道：“这种对外加工业的本质对我们在华雷兹和其他边界城市的社会混乱和暴力有多大影响呢？”边境加工厂的工作对技能要求很低，但是它们的存在却使华雷兹成为了许多无家可归、生存无望的人的目的地。这些人容易轻信毒品交易能一夜致富的承诺，也经不起非法移民到美国的诱惑，因为移民能够获得更好的薪水。过去三十多年的移民主要是由边界两边巨大的经济反差造成的，这也给美国社会和西南部类似德克萨斯的几个州带来了不可��灭的痕迹。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拉丁裔人口增长占了德克萨斯州人口增长的三分之二，现在占了德州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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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bnews · 7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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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纽约客

朝鲜大饥荒中的孤儿（图片来源：Flickr拍摄：Justin Kilcullen）

宋熙锡(Song Hee-suk)是朝鲜的模范市民。“我只为金正日元帅和祖国活着”，她不久前说。“我从无他念。”她对政权的热爱让她看上去像是宣传影片的女主角，她也确实有点像。她面相饱满，让人看不出营养不良;嘴巴微弓，使人读不出内心忧郁。

宋夫人有4个孩子，在咸镜北道省的一家朝鲜服装厂的托儿所中工作，每周工作6天，每次轮班10小时。北朝鲜大约20%的男子在武装部队服役，女人负责维持工厂运作。宋夫人经常背着一个小孩，身边还带着一两个孩子上工。孩子们白天在托儿所度过。下班后，宋夫人还必须到工厂礼堂参加数小时的政治学习。周五晚，她要做很长时间的自我批评。这个环节中，单位的工人轮流站起来，向同事坦白自己做过的错事。宋夫人经常说，她害怕工作得不够努力。宋夫人是她所在的居委会的主任，在工厂工作以外，她还要负责安排公共事务，以及汇报违反官方政策的非法活动。

我在2004年第一次遇见宋夫人(她在这里改名换姓)。那时她59岁，已经定居韩国首尔2年。她的大女儿玉熙(Oak-hee)把她带出了朝鲜，玉熙女士多年来一直公开表示对朝鲜政权的厌恶，2002年3月，她设法叛逃到韩国。宋夫人告诉我，她离开朝鲜只是为了她女儿，直至她离开那天，她还是个真正的信徒。甚至她的三个家庭成员——她的丈夫、婆婆和25岁的儿子一一饿死后，宋夫人还是坚信朝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我当时只是想，是我的错，我不能为他们做出贡献，”她说。“我从来没想过这是政府的错。”直到后来她才认识到，“最先死去的就是那些顺从听话，善良老实的人。”

宋夫人过去每月去两次公寓附近的食品分发中心。她提着两个塑料购物袋，排队站在不起眼的商店前台外面，等待早上10点金属大门摇开。每个人都安排了固定的日期——宋夫人是每月第三天和第十八天——但通常要徒劳等上几个小时门才会开。门里面是一所没有供热的小屋，屋里是白色的混凝土墙，一位神情不快的妇女坐在一张布满账本的桌子后面。宋夫人会递上她的粮票，一小叠钞票和服装厂开给她的证明她完成了工作任务的小票。营业员会计算她的粮食定量——她和她丈夫每天七百克，她丈夫长博(Chang-bo)，是咸镜北道省广播站的记者;她婆婆每天三百克(退休人员得到的更少);住家的学龄儿童每人每天四百克。如果家里有人离开，宋夫人要告诉营业员，相应的粮票会被扣除。然后营业员把三份收据盖章，其中一份交给宋夫人。仓库后面储藏的桶，装满了大米，玉米，大麦和面粉，另一个营业员称足了口粮，然后放入宋夫人的塑料袋中。

制作朝鲜泡菜的洋白菜在秋季出产。泡菜用辣椒腌制白菜而成，是朝鲜人的民族食品，可以吃整个冬季。宋夫人说每家中每个大人得到70公斤白菜，小孩每人50公斤，对于他们家来说总共可以得到410公斤。她要用一周的时间准备泡菜。白菜用盐腌制，加入红辣椒，有时也加入豆酱或者小虾，然后储藏在高高的泥罐里。长博协助她把泥罐放入公寓楼边上仓库的地下室里，那里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储藏柜子。传统的做法是把泡菜埋在花园里，这样它们既能冷藏又不会结冻。但是在仓库地下室，宋夫人和她的丈夫只是简单地把一些泥土裹着泥罐，然后放入储物柜，然后锁上。偷泡菜的人在清津很常见。

宋夫人有三个女儿，她经常吹嘘她做的泡菜是周围邻居中最好的。她喜欢烹饪，而丈夫喜欢品食，他们两个幻想自己就是美食家。她的水平自然是有限的——朝鲜人没尝过外国菜——但是朝鲜厨师颇有创意。新鲜季节性的东西，用大米、玉米和大麦混合，用红豆酱或辣椒粉拌上。招牌菜是冷面，这道菜的制法是把荞麦面放入肉汤中，然后不同地区的人还会加点水煮蛋、黄瓜或者梨。如果太忙，宋夫人就从商店里买面条，如果不忙她就自己做面条。节日期间，利用从公共分发系统买来的有限的原料，她会做炸菜(twigim)，这是一种轻脆的油炸蔬菜。她丈夫生日的时候，她用大米做香甜的糯米糕(deok)。她也做玉米酒。

多年后回顾那些日子时，宋夫人不能精确的记起她的票薄是什么时候消失的——1989，1990还是1991。她开始更早地去排队，凌晨1点就去了。当营业员把购物袋交给她的时候，她不需要往里面看看就心生失望，因为东西比过去轻了。首先消失的是大米。油以前一直是零星供应，但是自那以后就永远不会出现在袋子中。国家供应的大白菜也不再有了，因为没有燃油开动卡车。宋夫人不得不步行到附近的农村，挑选白菜，然后用手推车推回家。她没有怨言。“如果我大惊小怪，他们早就来把我抓走了，”她后来跟我说。

粮食补贴曾被认为是朝鲜制度的最高成就。仿佛是回应赫伯特．胡佛1928年总统竞选中提出的口号“家家有鸡吃”(共和党的梦魇)，朝鲜的创始人金日成承诺，要让朝鲜人吃上大米，他1950年代创造了一个口号“大米就是社会主义”。稻米，特别是白米，一直来都是朝鲜人喜爱的食物，但是朝鲜气候太冷、山地太多，不能出产足够的大米供养人民，因此大米在朝鲜是奢侈品。然而，1945年，朝鲜半岛分裂后共产主义朝鲜引入公共分发系统，确实供应了谷类食品，其数量多少根据官阶和工分详细规定。在国家假日，比如金家生日时候，可能还供应猪肉或者鱼干。

1980年代金日成逐步把权力转交给儿子金正日，两人都采用“临场指导”处理国家问题。父子二人是从地理到农业各方面的全能专家。某天，金正日决定，将土豆取代大米作为国家的主食(“我们应该开始将土豆革命视为意识形态革命，”官方《劳动新闻》报道);隔日，他会决定国家应建鸵鸟农场。

朝鲜的自给自足名不副实，有赖于邻国的慷慨援助。共产主义国家集团把物品以优惠价卖给朝鲜。朝鲜获得廉价的燃油、大米、肥料、药品、工业设备、卡车和轿车。医疗设备来自捷克斯洛巴克;地铁车厢来自东德。金日成娴熟地挑拨中苏关系，利用两国对立获取尽可能多的援助。就像古代帝王一样，他从邻国获得进贡：斯大林给他送来装甲豪华轿车，毛泽东送来铁路车厢。

到了1990年代初期，朝鲜无法给俄罗斯支付高达约100亿美元的债务。后者对此失去了耐性，遂决定，朝鲜必须以世界通行价格而不再是以“友情”价格购买苏联出口物资。最后，供应朝鲜四分之三进口燃油和三分之二进口食品的中国人，也要求朝鲜预先支付现金，虽然中国人一向认为两国“唇亡齿寒”。

很快，朝鲜陷入生产力下降的恶性循环。没有廉价燃油和原材料，朝鲜无法让工厂保持正常运转，这意味着没有货物可供出口。没有出口，就没有硬通货，然后燃油进口会更少，电力供应也会下降。由于需要电泵抽水，煤矿也无法运作。煤炭短缺更加恶化了电力短缺的状况。

朝鲜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在集体农庄里种植所有副食品的地区。国家征收所有的农业产出，然后把一部分返还给农民。但是，对于朝鲜这样土壤贫瘠的地区，要供养多达2400万的人口实属不易。为了提高效率而采用的农业技术需要电动灌溉系统，和工厂生产的化肥和杀虫剂，而这些系统和工厂现在都因为缺乏燃料和原料而关闭了。朝鲜的食物开始消耗完，人们因挨饿而无力工作。

1990年代早期，随着农业收成缩小，饥饿的农民开始秘藏一些谷物。还流传过这类事情：农村秘藏谷物压垮屋檐导致屋顶倒塌，农民们也不愿理会集体农地，而重视属于自己的“厨房花园”，那是一些屋子旁边或者在山坡上开荒出的小块田地。驱车通过朝鲜农村，你可以清晰地看到私有花园和紧邻的集体农地的差别，前者种满了蔬菜——朝天竖起的豆杆和南瓜爬藤，而后者则是由所谓的“志愿者”种植的歪斜无序的发育不良的玉米。

忍饥挨饿成为一个人爱国义务的一部分。在首都平壤的宣传牌，贴出标语，“让我们每天吃两顿饭。”朝鲜政府给出了各式各样的解释。国家宣称，政府正在储存粮食以便在神圣的统一日供应给饥饿的韩国群众;或者宣称朝鲜遭受美国封锁。朝鲜电视播放了一部纪录��，一个男人因为吃太多大米，胃爆掉了。农业干部引述报纸报道，宣称无论如何，食物短缺都是暂时的，下一季大米会有丰收。

1990年早期外国新闻开始报道朝鲜的粮食短缺，1992年国家通讯社发布了愤怒的答复：

我国人民衣食无忧，幸福安康。国家以几乎是白送的价格供应粮食，人民都无需知道粮食成本。这就是朝鲜的现实。

据说在共产主义国家成长的人们无法自己谋生，因为他们期待政府无微不至的照顾。对于朝鲜许多饥民来说这不是真的。当公共分发系统停止供应粮食，人们为了生存想尽了一切办法。他们用桶和细绳设置陷阱来捕捉野外的小动物，在阳台上放置网兜抓麻雀。他们自己摸索植物的营养特性。

妇女们交流菜谱心得：制作玉米面时，不要丢掉玉米的壳、芯子、叶子和根茎——把这些都扔到磨里。即便这些东西没有营养，也可以填饱肚子。面条至少煮上一个小时，这样看上去会更大些。找一些草叶放进汤里，以便看上去好像有蔬菜漂在里面。妇女们把松树树皮里面甜的部分撕成条，然后磨成粉，这些可以替代面粉。

朝鲜人还收集牲畜排泄物中未消化的玉米粒。而船厂的工人发明了新技术，他们刮储存过食物的货船船舱底部，把散发恶臭的一堆黏糊糊的东西放在屋顶上晾干，然后从中收集没煮过的米粒和其他可食用的东西。

收集和生产食物是所有单位的重中之重。每天早上醒来要找早饭，吃完早饭，你就要想晚饭怎么办。由于筋疲力尽，午餐时间睡觉就可以饱。

1990年之前，宋夫人的服装厂用完了布料。工人们开始每日做些清洁、参加报告会或者加入他们经理称为“特别项目”的事务。有时候，他们去铁轨边收集狗的排泄物用作肥料;有时候，他们走到临近一家钢铁厂的岸边，寻找废金属碎片。最后，经理召回了一些属下。

朝鲜语里称呼中年已婚妇女为“阿玛”，她说，“你们这些阿玛要想其它办法为家里找吃的。”

宋夫人不太像个商人。她45岁，除了用算盘算账，她没有其他技能。她家人叫她在厨房里做点小生意，说最好的商品是豆腐，困难时期可不易找到其他蛋白质食品。豆腐在韩国食谱中用处很广，可以用来做汤、焖煮、油炸或者发酵。为了存钱在市场上买大豆，家庭开始变卖他们的财产。第一件卖掉的日本电视机——那是长博的父亲在韩战期间做情报工作而获得的奖励。

如果劳力多，制作豆腐相对简单。先把大豆磨碎，然后煮一下，好了放入凝固剂。然后，就像奶酪一样，把混合物用一块布挤一下。之后，就剩下一些稀的豆奶和大豆壳。宋夫人想了个好主意，她计划用制作豆腐剩下的豆渣养猪，作为副业。而公寓楼后面刚好有一排用来储物的棚。宋夫人在市场上买了些小猪，然后把它们安置在其中一个棚里，用挂锁锁好门。

几个月下来，这门生意成功了。宋夫人把她家小小的厨房变成豆腐工场，把盛满大豆的大桶放在炉子上煮。按照朝鲜的传统风格，炉子是修在门里面的。她在附近的市场销售豆腐。宋夫人除了用豆壳、豆浆，每天早晨还起来割草喂猪，猪都长的肥肥的。但是要得到木头和煤炭烧炉越来越难了。每周只来电几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使用一个60瓦的灯泡、一台电视机或者一个收音机。没有燃料煮大豆，宋夫人就没办法制作豆腐。没有豆腐，她也没法养猪。为了给猪喂饱，宋夫人每天要花几小时割草。

“看来，我们自己可能也要吃草了，”她对长博打趣道。然后接着说，“如果毒不死猪，也毒不死我们。”最后，他们吃掉了所有的猪，宋夫人也放弃了她的小生意。

家庭开始了严峻的新时期。宋夫人每天都要从城市中心往东面和西面徒步走出很远，身上带一把菜刀，和一只篮子，沿路收割可以食用的野草。如果走入山中，还可以找到即便在好日子人们也食用的蒲公英和其他野草。有时，宋夫人也收集农民丢掉的腐烂的卷心菜叶子。她把白天捡到的东西拿回家，然后和她用钱买到的任何食物混合在一起。通常，就是些磨碎的玉米面——这种很便宜，用玉米壳和玉米芯制成的。如果她连这个都买不起，她会买些松树树皮粉，时而夹杂着木屑。

她把野草和树皮切碎捣烂，弄成浆状，软软的可以吞咽。这样的糊糊里面东西不多，不能做成面条或者蛋糕。她能做的就是弄成没有材质的粥。仅有的调料是盐。一点大蒜或者红辣椒也许就能压住可怕的味道，但是那些调料都太贵。1990年代中期，有钱都买不到油了，没油很难做菜。有一次，宋夫人去亲戚家吃午饭，吃到的是豆秆和玉米芯做成的粥。虽然那时很饿，她也咽不下去。又苦又干的豆秆卡住她的喉咙，就像吞下了鸟窝的树枝。

一年中宋夫人吃下的唯一的肉食就是青蛙。她的兄弟在农村抓了些。宋夫人的嫂子先把青蛙切成碎片，然后用酱油爆炒，炒好后放在面条上面。青蛙并不是朝韩的典型菜肴，宋夫人之前也从未尝过。据她说味道很鲜美。但是之后她只有很少的机会才再次吃到蛙肉。不久，青蛙的数量因为过度捕杀大量减少。

1995年中，宋夫人和她丈夫已经卖掉了家里大多数值钱的东西换取食物。电视卖掉后，他们主要的交通工具日本产自行车也卖掉了，接着是宋夫人做衣服用的缝纫机。他们卖掉了大多数衣服和放衣服用的木质衣柜。后来两居室的公寓都空了，除了永远挂在墙上的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画像。现在剩下能卖的就是公寓了。朝鲜人没有他们自己家房子的产权，他们只是被授予居住那里的权利。但是随着人们收买官员走后门暗地里交换住所，非法的房地产市场也已经出现了。公寓售价是1万朝鲜元(黑市价等于100美元)。宋夫人、她丈夫和她婆婆搬到附近的一座一居室。(三个女儿都嫁人了，儿子们也搬走了。)宋夫人决定用家里的钱启动另外一项生意：做大米买卖。

大米是朝鲜人首选的主食。1995年后，清津人只能用现金从黑市购买大米，价格非常昂贵——每公斤大约50朝鲜元，这个价格是以前从公共分发系统中购买大米成本的600倍。几乎所有在城市中消费的大米都是用铁路和卡车运来的，这进一步提升了价格，因为公路和铁路都年久失修。宋夫人估摸着从海边收购价格较低的大米，然后用火车运回来。交易大米或其它主食都是非法的，但是大家都这样做，宋夫人下定决心冒险。这样做她不仅能赚点钱，还能给家里留点大米。1994年以来，他们家还没吃过一整碗米饭呢。

宋夫人回忆道，1995年11月，她把1万朝鲜元藏在内衣里，外面穿几身冬装盖住，然后就出发了。她坐火车来到南平壤省，买了200公斤大米。她把大米放入四个大背包中，请了脚夫帮她搬到火车上，堆放在她的座位下面。11月25日早晨，她开始了不到一天的旅程。长博利用记者的身份给她弄到火车三等车厢的卧铺票——一、二等车厢是给劳动党干部和军官乘坐的。火车很长，每次走弧形轨道时，就能看到后面车厢，宋夫人看到人们都站在里面。还有更多的人坐在车顶上。整个夜里火车都走走停停，火车开动的时候，宋夫人早晨从梦中惊醒，车身剧动以至于宋夫人都吃不了早饭。忽然，一阵颠簸把宋夫人震离了座位。说时迟，那时快，她侧身摔倒，左脸颊紧紧压在金属窗户上。车厢倒在一边。

火车脱轨了，拥挤的后车厢几乎完全毁坏。大多数乘客都死了。前头的车厢不知怎的就幸免于难。宋夫人听说，事故的死亡人数数以百计，不过正如朝鲜的其他灾难一样，该起事故没有得到报道。

宋夫人从车厢残骸中爬了出来，脸颊划了一道伤口，右腿扯下一块皮，背部也扭伤了。走廊和卧铺间的木板压在她身上。她在事故附近的急救诊所呆了3天后，得以重回清津。她痛得厉害，只能从火车上抬下来;然而看到站台上来接站的长博，她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

事故之后，宋夫人再也不能远足到山中去寻觅食物了，她把住所附近什么野草都摘来，放入最便宜的谷物做成的粥中。对于老人来说，下咽非常困难。1996年5月，她婆婆发痢疾，几天后就死掉了。

长博的健康也在恶化。身体好的时候，他在朝鲜人中属于巨型身材，体重接近200磅(约90公斤——译注)。他太胖了，在1980年早期医生曾建议他吸烟减肥。但现在，他曾经引以为豪的大肚子——在朝鲜肥胖是地位的象征——成了空心袋子。皮肤成鱼鳞状，貌似得了湿疹。下颌下陷，说话含糊不清。1995年他得了轻度中风;到1997年，他的身体非常虚弱，无法工作，经常卧床不起。两条腿像气球一样肿了起来，宋夫人知道这是浮肿的症状——因为饥饿导致的水肿。他常常说起食物。说起童年时候母亲给他做的豆腐汤，新婚时候宋夫人给他做的新鲜鱼片粥。

1997年一天早晨，他叫他夫人，“来，亲爱的。我们下馆子点个好菜吧。”他们已经3天没吃饭了。

宋夫人全不顾背部的伤痛，跑到市场上。她看到她姐姐在市场上卖面条。她姐姐的皮肤也是鱼鳞状，跟缺乏营养的长博一样。宋夫人从未恳求过她的帮助，但这次她无路可走了。

“我会还给你的，”宋夫人承诺，带着一碗面条跑回了家。

长博在毯子下面蜷缩成一团。宋夫人叫他的名字。他没出声，她就把他翻了过来——因为长期挨饿他的体重下降得很厉害，所以不费事就翻过来了。但是他的腿和手臂都僵硬了。宋夫人捶打他的胸口，大声呼救，但她知道太晚了。

60万到250万朝鲜人死于那场饥荒——大概是总人口的10%。在清津，食品供应消失得比朝鲜其他地区更早也更突然，死亡率可能更高。因为朝鲜医院禁止报告因饥饿导致的死亡，所以无法统计准确的死亡数字。

1994年，在金日成死后，金正日继承了权力，他对个体户采取了比他父亲更为强硬的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甚至是粮食问题也应该用社会主义方式解决，”1996年12月一次演讲中他说道，这也是他为数甚少的承认粮食危机的讲话之一。“告诉人民依靠自己解决粮食问题……自力更��。”任何私下努力都可能被定位为“经济犯罪”，相应的惩罚包括流放到劳改营，如果被指证腐败，甚至可能被处决。但是如果不为自己着想，死亡是板上钉钉的。

大多数商品交易在老的农民市场上进行。甚至在共产主义的黄金时期，金日成也勉为其难地默许某些市场存在，但只限于他们出售在厨房花园中种植的副食品。几乎所有的商人都是妇女。1990年代也是如此。从朝鲜北平壤省叛逃的朱成夏，现在是首尔的记者，他告诉我，他相信金日成心照不宣地同意妇女做私活，是为了减轻家庭压力。“如果不准阿玛去工作，可能会发生革命，”他说。一些阿玛会私下传言，“男人还不如看家的狗值钱。”

在这个时期，甚至是在清津饥荒恶化时期，市场上出现了更多的食品。白菜，萝卜，生菜，西红柿，韭菜，马铃薯都能在市场上买到。忽然也有了白大米，40公斤分装在粗麻布袋子里，外面印着联合国的联锁橄榄枝标志或者美国的国旗，每个朝鲜人都从宣传牌上认识了这些标识，在宣传牌上这些标识通常滴着血或者被刺刀刺穿。

有一天，宋夫人看到从港口开来的一队卡车车队，车子里面都装着这样的粗麻布袋子。虽然这些卡车都是民用车牌，但是她辨认出它们都属于军队——至少她知道没人有汽油——这是军队中的人把人道物资拿到市场上销售牟利。不管它来自哪里，清津人看到大米都非常高兴，很多年没有从公共分发系统中买到大米了，虽然很少人能买得起这些大米。

每次去市场，宋夫人都能看到让她震惊的东西：桃子、葡萄、香蕉。她记不得最后一次见到香蕉是什么时候了——也许是20年前，长博买了一些带回家给孩子们吃。有一天，她还看到橙子。宋夫人从未尝过橙子，只从画片上见过。还有一天，她看到了一种带着斑点的黄棕色水果，顶上还长着些绿色的刺。几年后，当她来到首尔，再次见到了这种水果，这时她才知道这叫菠萝。

长博死后，宋夫人决定靠饼干营生。制作4-5批饼干只需要用十分钟烤炉，用的木炭也是最少的，虽然现在木炭更难找到了。它们比面包要容易烤，对于出门做事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肚子饿的时候可以享用的便餐。

宋夫人加入了她的小女儿容熙(Yong-hee)的饼干生意，容熙时年29岁。容熙借了400朝鲜元买了些废金属，然后在当地钢铁厂找到了一只没人用的焊机，做了只烤炉。烤炉成方形，分成两层，下层放木炭，上层放要烤的饼干。还做了个饼干架子。许多妇女想的都一样，宋夫人和其中一人一起干，边看边学。她从其他商人买了些成品品尝比较，找到了一种她喜欢的，然后用面粉、糖、水和酵母复制了配方。

第一批实验品还不能拿到市场上销售。宋夫人和她女儿把失败的试验品都吃掉了，而不是白白浪费宝贵的饼干原料。最后，宋夫人发现她必须加入更多的糖和酵母。她在配方中加入牛奶，然后把生面团刻成不同的形状。

宋夫人每天早上5点起来烤饼干。竞争很激烈，她必须卖新鲜的饼干。她没有售货用的手推车甚至也没有木条箱，故而她把饼干都打包放在盆里，然后放入家里自己做的背包里，运到市场边的主要街道上，那里行人多竞争对手少。背痛时，她就双腿交叉着坐在地上，把饼干盆放在膝盖上。

宋夫人每天卖1000只饼干给没时间或者没钱吃正餐的人。每天14小��工作后，她口袋里有大约100朝鲜元，和几袋其他物品，有时是红辣椒或者一些煤炭块，这些是她用饼干交换的。这些钱只够她吃晚餐和购买下一批饼干所需的原料。

宋夫人经常能看到死去和垂死的人。有一天下午很晚了，在从市场回家的路上，她绕道到铁路站，希望卖掉剩下的饼干。工人正在清扫站台。许多人拉着一只沉重的木拖车走过，里面堆满了尸体，都是在铁路站夜里死掉的人。一颗头颅垂了下来，触及路面。这是颗40来岁男人的头颅。他依稀还在眨眼。还没完全死去，但是差不多可以用车拖走了。

从外面看，清津一点都没改变。拥有雷同的灰色外墙的斯大林式办公楼矗立在空无一人的沥青道路边。道路上装裱着褪色了的颂扬政权成就的红色宣传标识。这里的情景就仿佛世界历史停止在1970年。但是宋夫人知道她还生活在这个糟糕的世界里。男人们被束缚在没有酬劳的国家工作上，靠女人赚钱。市场上充斥了食品——食品的数量之多是大多数朝鲜人一辈子中未曾见识过的——但人民还在饥饿中死亡。劳动党党员也饿死了，赚钱的都是那些对祖国毫不在乎的人。未来属于那些打破规则的人。

我们第一次会面后每隔六个月左右，宋夫人和我都会聚一下，在首尔吃顿饭。她喜欢出去吃。虽然她从未培养出吃皮萨(pizza)和汉堡的胃口，但她喜欢上了韩国风味的桌上烧烤牛肉和猪肉。无论我什么见到她，她总是穿着新套装。从她衣着的轻快色彩和她做得完美的头发，可以看出这是位生活顺心如意的女人。

宋夫人很快就适应了韩国的生活。她找了份保姆的工作，平日节俭用来旅游。她参加了老年妇女组的旅行团游览韩国。她甚至沉迷于整容，做了双眼皮——这是流行的做法。在为他人牺牲了这么多年后，她开始为自己着想。她也长出了肚子，这让她大吃一惊，这么多年贫困还能长胖——她开始注意体重。

宋夫人不可能是朝鲜政权的辩护者。“那帮腐败的混蛋!”她有一次提到金正日做如是说，这也是我唯一一次从她嘴里听到亵渎的字眼。但是她和我遇到的大多数叛逃者不一样，她甚至怀念那些理想，那些促使她过去每天早起给金日成画像弹灰的东西。

有天晚上，我们围坐在一台热气翻腾的涮锅边，在肉汤里涮切成细条的牛肉，蘸着芝麻酱吃。“当我看到这么好的饭菜，我哭了，”宋夫人说道，她用一块手绢抹了抹眼睛。“我不禁想起了长博的遗言，我们下馆子点个好菜吧。”

来源：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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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巧手厨师？朝鲜90年代大饥荒纪事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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