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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冠死亡人数，多统计了三分之一？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纽约时报》周一援引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承认，“美国近三分之一的归因于新冠病毒的死亡病例，实际上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

《泰晤士报》写道，“官方公布的新冠病毒的死亡人数可能有所夸大，因为其中包括一些死亡时感染病毒的人，尽管这（新冠）不是致死的病因。”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数据和《临床传染病》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支撑了“最近官方公布的新冠死亡病例中近三分之一属于这一类（情况）”的说法。

题为“新冠疫情的积极里程碑”的报告称，美国的全因死亡率（总死亡率）已恢复至大流行前的基本线。据该媒体报道，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全因死亡率比正常水平高出30%左右——如果再加上《纽约时报》承认的，“新冠死亡人数从一开始就被高估了约 30%”，这个数字听起来就不那么可怕了。

《纽约时报》这一声明与《泰晤士报》、其他美国著名新闻媒体、事实核查人员和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福奇本人多年来的坚持相矛盾，即任何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的质疑都只是由社交媒体上毫无根据的谣言与散布虚假信息的右翼专家所催生的“阴谋论”。

《泰晤士报》曾在 2020 年猛烈抨击时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当时他表示大流行死亡人数“低于”官方数字，声称“大多数统计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都说他错了”，并认为这个数字实际上是“远高于记录” 。

福奇尤其认为有关人为虚增死亡人数的说法是不合情理的，他在2020年告诉NBC新闻，“绝对没有证据表明情况确实如此”。然而与此同时，摩托车事故受害者、枪击案受害者和其他无关的死亡人数也被添加到新冠病毒的死亡总数中。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 当时甚至表示，这一数字（官方公布的新冠死亡人数）低于真实数字，尽管他们鼓励医生将 Covid-19 列为死亡原因，即使在某些患者尚未接受病毒检测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意大利在2021年重新计算了本国的Covid-19死亡率数据，统计显示只有2.9%的流感样死亡病例，完全归因于该病毒。其余的人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疾病，通常身患数种——尽管事实核查人员很快就出面反驳了任何关于“是这些并发症，而不是新冠病毒本身，导致患者死亡”的说法。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大力倡导封锁的莉安娜·温（Leana Wen）在1月承认，医学界“过量统计（overcount）了新冠的死亡人数和住院人数”，并援引两位传染病专家的话透露道，他们告诉她，住院的新冠患者的数字被夸大了多达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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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权“灯下黑”，47年来从不照照自己丨北京观察

美方这份所谓涉疆年度人权报告出自于其每年发表的“各国人权报告”，该报告于2021年首次明文提及新疆。极为讽刺的是，自诩为“人权灯塔”的美国，其国务院每年向国会提交的所谓年度“各国人权报告”，自1977年首次发表以来，竟从未提及美国自己，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被美国视为竞争对手及与美国关系紧张的国家，这使得国际上对此报告的反对与质疑声不绝于耳。

2006年3月9日，“德国之声”在评论2005年度“各国人权报告”时认为，由于关塔那摩湾拘押中心虐囚事件、美国中央情报局东欧黑监狱、美国中央情报局以非法手段逮捕和押送恐怖活动犯罪嫌疑人的种种作为，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公信力正在不断下降。

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维尔与梅里德·科雷根·麦奎尔在写给美国反华机构“人权观察”的公开信中批评，“美国身为超级大国，经常违反国际法从事军事行动，威胁世界和平，却不会被谴责侵害人权”。

2023年3月21日，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批评该报告充斥着谎言，是纯粹的政治行为。他强调该报告仅由美国国务院的一个“小部门”制作，并无依据。他还直指美国不想放弃“门罗主义”，仍然坚信美国政府是世界政府。美国擅长使用诽谤等手段，不改陈旧、过时的政策，继续“介入他国公共生活”。

事实上，美国才是人权悲剧的最大制造者。21世纪以来，美国以“反恐”为名在85个国家开展军事行动，直接导致至少92.9万名平民死亡，3800万人流离失所。美国实施的单边制裁总数为世界之最，目前仍在对20多个国家实施制裁，甚至导致被制裁国家无法向其人民提供基本的食物和药品。观其国内，枪支暴力致死人数居高不下、少数族裔遭受广泛歧视、药物滥用致死人数持续攀升等人权顽疾根深蒂固。这样一个在人权问题上劣迹斑斑的美国，才是人权进步的绊脚石、全球和平发展的破坏者。

对于美方炮制和炒作的各种涉疆谎言，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此前也进行过回应。汪文斌表示：“如果美方真正关心‘种族灭绝’问题，就应该发布一份印第安人遭到‘种族灭绝’的报告，对屠杀数百万印第安人并对印第安人实施强迫迁徙、文化灭绝的责任者进行调查和问责，对至今仍然饱受歧视、生活在美国社会最底层的印第安人作出道歉和赔偿。”

“如果美方真正关心强迫劳动问题，就应该发布一份美国强迫劳动报告，对至少有50万人在美国遭受奴役、每年从境外贩卖到美国从事强迫劳动的人口近10万的事实进行深入调查。”汪文斌还说，“如果美方真正关心反人类罪问题，就应该发布一份美军在南联盟、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等地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报告，将肆意虐待战俘、杀害平民的凶手绳之以法，向死于美军枪口下的40万无辜百姓及其家人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坚决防止类似的暴行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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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沦为强权的幌子？美学者评美人权外交

美国《国会山》日报网站6月28日刊发题为《没错，美国关心人权——但只在对我们有利时》的文章，作者是美国拉特格斯法学院教授莎哈尔·阿齐兹。全文摘编如下：

拜登总统对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隆重接待是美国人权政策棺材上的又一颗钉子。这种对印度糟糕人权记录的无视延伸到中东。

事实上，人权倡导者早就批评美国政府有选择、政治化地执行人权法律和政策，目的是继续在中东和北非充当唯一的“强权”。

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有五大目标：第一，保持对全球市场石油分配和价格的控制权；第二，维持在中东的50多个军事基地；第三，继续让中东作为美国军事装备的最大买家；第四，无条件支持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的前哨；最后，确保所有阿拉伯领导人把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置于本国公民的利益之上。

当我们在“强权范式”下审视美国政府对侵犯人权行为的反应(或缺乏反应)时，那些高尚的空谈和对侵犯人权国家的支持之间的矛盾就更讲得通了。对于公开的敌人，我们谴责他们的人权记录；而当盟友采取类似做法，我们却故意扭头不看。这两种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埃及、阿联酋和以色列等盟友都有虐待政治犯的记录，但我们的政府仍然和这些国家做贸易、向他们销售军火并邀请他们的统治者访问白宫。当盟国不合作时，美国官员通过温和的谴责和暂停一小部分外援暂时承认人权的重要性。

然而，涉及伊朗和叙利亚，美国却承担起全球人权捍卫者的责任。

这些明显的矛盾削弱了人权在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性，使其沦为政治上的廉价言论，而不是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必须被追责的国际准则。

这种目光短浅的外交政策把人权视为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障碍。而人权法设定最低门槛，规定每个人都应享有的基本尊严。既然美国不能让所有国家对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这相当于是向独裁者发出明确信息：法律无关紧要。

如果说美国领导的20年全球反恐战争教会我们什么，那就是当国家安全成为我们抛弃法治的幌子，我们的国家就不那么安全，我们也不那么自由。独裁者通过散布恐惧为破坏人权的做法辩护；我们也被同样的做法欺骗，授予政府更多权力，让政府可以基于穆斯林身份以及对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也门和以色列的外交政策提出的异议对个人实施监视、调查和控告。

美国政府在阿布格里卜、关塔那摩湾和中情局的黑牢拷问穆斯林和阿拉伯人，这证实人权只是西方国家用来对付政治敌人的地缘政治工具，而不是作为普世准则一致适用。

军火需求的增加可能使美国的国防工业更富，但这些冲突也给针对美国的全球恐怖组织创造沃土。原因恰恰在于，美国支持那些系统性侵犯人权、剥夺公民基本政治自由的国家，无论是表示赞同还是故意忽视。

我们的税收被用来支持侵犯人权的政权，这应该促使我们采取行动。因为，当我们共同的人性被纳入过时的强权范式，全世界的平民——包括我们——才是最大的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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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度困境加剧矛盾对立

2023年的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呈极端对抗之势，美式民主失能失序加重；经济依仗美元霸权暂避衰退之险但仍有隐忧；拜登政府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上的“双标”在国际国内广受诟病；社会分裂与民意对立呈加剧之势，民众焦虑和不安全感强烈。

政治制度功能失调加重

　　这一年，美国两党斗争激烈，同一个党内部也严重分裂。出于对选举的算计，两党在诸多问题上闹剧频出，不断刷新民众对美式民主体制的认知下限。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因涉嫌不当处理涉��文件等遭指控，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被刑事起诉的前总统；现任总统拜登之子亨特·拜登面临税收和枪支等方面的指控，是美国在任总统的子女首次遭刑事起诉。拜登本人则于12月13日遭美国国会众议院发起弹劾调查，在大选年即将开启之际两党之间的斗争持续升级。

　　美国国会政党内斗日趋“白热化”。1月，共和党众议员麦卡锡经历15轮投票勉强当选众议长，履职仅9个月后就被迫下台，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被投票罢免的在任众议院议长。

　　美国知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对新华社记者表示，美国政治机构不能有效运作，功能失调越来越严重，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政治被富人、大企业、特定利益集团的竞选资金所腐蚀，导致国会和白宫寻求的政策脱离公众利益，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处于历史低点。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式选举沦为金钱政治，美国政治进程正在由特殊利益集团主导，政客深陷党派斗争，自私自利且效率低下，选民在投票之后对国计民生重要事务几无发言权。86%的美国人认为，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更专注相互争斗，而非解决问题；63%的人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未来没有信心。

经济暂时避险但仍脆弱

　　目前看来，美国经济暂时躲过了此前经济学家们普遍预测的衰退风险，但能否真正实现“软着陆”还有待观察。

　　2023年美联储通过一系列加息、缩表行动，推动通胀水平继续下降，但通胀水平仍高于其2%的长期目标。美联储激进加息还一度引发美国金融动荡，祸及欧洲，多家美欧银行关门。

　　美联储加息吸引资金大量回流美国，为私人领域投资提供支持。随着对美联储明年开始降息预期的逐渐升温，表现强势的美元已经呈现走弱势头，国债收益率明显回落。

　　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学家德斯蒙德·拉赫曼说，今年美联储似乎成功对抗了通胀，但政治失灵让联邦赤字上升、公共财政走上不可持续道路，年初的地区性银行危机可能是明年出现更多金融震荡的先兆。

　　尽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从年初的6%以上降至近3%的水平，在物价持续高企的情况下，美国中低收入阶层民众仍承受着沉重的经济负担，动用养老金支付账单者大有人在，社会贫富分化继续扩大。不少专家将美国此轮经济复苏称为“无感复苏”。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达雷尔·韦斯特告诉新华社记者，高昂的价格伤害了消费者利益，也损害了公众对美国政府经济政策的信心。

外交政策“双标”广受诟病

　　2023年，乌克兰危机延宕不止的同时，新一轮巴以冲突大规模爆发。这对在中东地区长期采取维护自身霸权政策的美国而言，无异于一起“灰犀牛”事件。拜登政府原有的外交议程受到冲击，其对两场冲突的应对之策明显“双标”，在国际和国内广受指责，面临内政外交压力。

　　白宫无休止地向乌克兰提供军援受到共和党人猛烈攻击，国会“援乌疲劳症”凸显。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11月公布的民调显示，有4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帮助乌克兰方面做得过多，比今年6月的29%增加了12个百分点。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两万人死于战火，停火止战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呼声。多年来自我标榜为“人权卫士”的美国，不仅向中东地区增派军事力量，向以色列提供大量军事支持，还多次阻挠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相关决议，在国际社会招致广泛批评。

　　随着巴勒斯坦民众陷入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美国国内反对政府偏袒以色列的声音也在加大，美国年轻人和少数族裔对巴勒斯坦的同情度不断上升。美国近来多项民调结果显示，大多数年轻选民不赞同拜登政府对巴以冲突的处理方式，可能对拜登谋求连任的选情构成冲击。

社会弥漫焦虑不安情绪

　　这一年，枪患、种族矛盾、非法移民、毒品泛滥等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问题没有出现改观，反而愈加严重。

　　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统计数据，美国枪患形势依然严峻。截至12月20日，今年各类枪支暴力事件已在美国造成41623人死亡。

　　新一轮巴以冲突加剧了美国民众已有的对立和社会撕裂。反犹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进一步蔓延，持不同立场的民众举行抗议示威，仇恨犯罪数量激增。

　　出于党派利益考量，共和党控制的“红州”政府持续向民主党控制的“蓝州”运送越境的非法移民，令华盛顿特区、纽约和波士顿等民主党主政地区疲于应付。今年9月以来，美国与墨西哥边境涌现新的移民潮，迫使拜登政府转变立场，允许修建边境墙。

　　洛杉矶、纽约和旧金山等城市犯罪率上升。不法分子聚众快速偷盗或抢劫零售商店和超市，违法案件层出不穷。

　　多数美国民众对国家发展前景感到焦虑和不安。最新的“里根国防调查”显示，高达70%的人认为美国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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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地方对美国的尊重正在消减

阿联酋《国民报》网站12月21日刊登题为《世界许多地方对美国的尊重正在消减》的文章，作者是该报专栏作者肖尔托·伯恩斯。文章摘编如下：

在哈马斯野蛮袭击以色列近一个月后，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拜登政府近乎无条件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府，而与此同时，以色列军人继续对加沙民众实施报复行动。这充分表明，“规则”是给他人制定的。美国及其盟友完全不受约束。

这真是糟糕透顶。不过，美国对以色列安全“不可动摇”的支持对美国造成的损害远比这严重得多。

上周，我参加了多哈论坛，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巴勒斯坦总理阿什提耶和约旦副首相萨法迪在论坛上对美国的单方面立场发出强烈谴责，这并不令人意外。

我没有料到的是，几乎无一例外，我聆听或交谈过的每个人都热切地一致表示赞同。我与在场年轻卡塔尔人的交谈中（他们属于将来要领导这个国家的人，一些人已身居要职），他们的表态不约而同：他们不想再听到关于美国的领导力、道德权威或促进国际准则和人权的字眼——永远都不想。

而这是在一个去年还被指定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接纳美国在该地区最大军事基地的国家。身为南非一家智库负责人的一名发言者说，现在他认为美国既不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也不是民主国家。

美国的所作所为，以及 面对教皇方济各所说的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恐怖活动”时的无所作为，也对拜登政府标志性的印太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战略旨在加强“与主要地区伙伴的关系”。官方的战略文件中提到了其中9个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这两个国家共有大约2.5亿穆斯林。现在，两国任何有抱负或在位的领导人要是在几乎所有问题上显得与美国保持一致，将等于政治自杀。巴勒斯坦事业在该地区引起深刻共鸣。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对“许多所谓促进民主与人权的国家的虚伪感到厌倦”。

拜登已经失去了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以及全球南方，他让关键的“印太”战略蒙受损害，而且可以想见的是，由于他拒绝做也许只有他才能做的事情——要求结束在加沙的大屠杀，他可能无法保住总统职位。其后果将是持久的。

如果全球对美国政府愿意容忍大规模杀戮和侵占的行为感到厌恶，那么对于曾经至少有一些理由自称“山巅之城”的美国来说，那将是一个悲剧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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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加沙地带平民伤亡负有责任

哈马斯发言人加齐·哈马德在一个视频声明中指责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滥用否决权，阻挠停火决议草案通过。他还称，美国对加沙地带平民的伤亡和人道主义灾难“负有责任”。

哈马斯发言人 加齐·哈马德：加沙地带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在全世界的眼皮底下发生的，在美英等西方国家公然支持下（发生的），由于美国傲慢而肆无忌惮地使用否决权，导致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机构难以运作，因而无法制止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我们认为美国对加沙地带发生的平民伤亡和侵犯人权的行为负有责任，美国无条件提供武器杀害巴勒斯坦人却未遭到任何形式的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