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二年终总结
一年到头,又到了书写年终总结的时候。自从青春期结束以后,我再也没主动做过这件事。写总结,无非是为了应付差事。参加工作以来,这是每到年末不得不过的一道坎。对于这种形式,我向来反感有加,因为在我的预期里,总结总是写给别人看、交由别人评判的。既然如此,文字不免虚情假意,仿佛是要把过去三百多天的时光经过一番涂脂抹粉,把瑕疵和伤疤一并抹去,用表面上光鲜亮丽的面目示人。
「XXXX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有句著名的电影台词如是说。我过去常听人说起这句话,自己也常常引用。但二零二二年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而言,绝不是值得怀念的一年。从国内到国外,身边到远方,我们面对的是无处不在的荒诞。悲剧太多,闹剧太多,让人目不暇接、气喘吁吁,只觉得自己的眼泪不够用,怒火也不够用。年初一段时间,俄乌战争刚刚爆发,丰县铁链女事件令国内舆论哗然,上海又突然传出封城的消息。来自于远方的战火、家乡的亲人各种各样负面信息铺天盖地,让我一时喘不过气,整日无精打采,仿佛眼前一切都失去颜色,变成了一片暗淡的黑白灰。半闹着玩似的,我找到了网上一套抑郁症自测问答,测评结果竟是「轻度抑郁症倾向」。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恍如隔世。如果当时能预见未来,知道整个二零二二年自始至终都会以如此荒诞的方式进行下去,也许可以释然得稍早一些。
简中互联网每每牵扯到对疫情的讨论,总绕不开「清零」与「共存」两个名词。其实要求我们学会与之共存的,又岂止是新冠病毒。二零二二年教我学会的重要一课,正是共存的精神:与痛苦共存,与悲伤共存,与无力感共存,与荒诞的世界共存,与无所希冀的未来共存。与一切负面情绪共存,并且学着了解它们、熟悉它们,认清它们是我身体的一部分,甚至试着和它们做朋友。罗曼罗兰在《巨人三传》中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它。我不知道经历过二零二二年的自己还能否想从前那样天真地热爱生活。关于未来我全部的期望,仅仅是努力去认清生活的真相。
回过头来说说自己的生活。大疫第三年,也是失去回国自由的第三年。恍然间已经在波士顿生活八年。也正是从今年起,开始真正产生了长居于此的想法。这种「反认他乡是故乡」的心态变化,一方面自然是来源于对国内政治环境的认知,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今年得益于家人的帮助,告别了租房生活,住进了自己的房子。买房这件事,对我这种凡事后知后觉的傻瓜来说,总有些「赶鸭子上架」的感觉。但经历了看房抢房过户等等一系列流程,再把旧公寓里的家具变卖的变卖,搬走的搬走,把新家从半年前「只有两把沙滩椅将就坐着」的空空如也,慢慢变成现在的模样,仿佛自己的身心也经历了一番脱胎换骨般的的梦幻。有时住在新家的新床上,总感觉自己何德何能,根本不配拥有这一切。记得离开旧家的那一天,我和媳妇面对着曾经共同生活了七年的小天地,在一番大扫除后恢复成七年前刚搬来时的模样,触景生情,不约而同地悲从中来,拥抱在一起号啕大哭。回想起来,能在生活中找到一起抱头痛哭的伴侣,也实在是难得的幸运。
二零二二年的末尾,最终没能逃过病毒的魔爪,不幸和媳妇双双感染新冠。卧床昏昏沉沉休息了整整两个礼拜,终于恢复力气。一边浑身上下不自在,一边又后悔为什么当时疏忽大意又死要面子,明明隔壁的路人咳嗽得那么大声自己却羞于戴上口罩。
关于二零二二年还有许多难忘的记忆,比如约书亚树的沙漠之旅,比如和老同学他乡遇故知式的重逢,比如和John Williams, YoYo Ma, Metallica, Kendrick Lamar等等大神们一期一会的夜晚。新工作还在努力地找但还没着落。诸如此类,有些无需赘述,有些则不足为外人道。人是靠希望生存下去的动物。然而经历了过去一年之后,关于未来,我再也不敢有所奢望。旧年的倒数第二夜,我翻出影碟,重温了一遍杨德昌的《一一》。在孤独的、悲伤的、难捱的时刻,重复这场观影仪式带给我力量。影片中的一家人常常寡言少语,仿佛旁观者一般面对着一团乱麻的生活;但生活又好像冥冥之中交予他们答案,让一切焦头烂额的问题最终迎刃而解。
我不会忘记二零二二年,就像我不会忘记西安封城期间那个因心脏病发作被医院保安拒之门外而去世的父亲,那位因送花看望铁链女而身陷囹圄不知去向的志愿者乌衣,那位上海封城期间因被拒诊而自杀的小提琴家陈顺平,那些在烧烤摊上遭到暴徒行凶的无妄之灾而至今音讯全无的女孩,那些血汗钱被村镇银行掠夺群体维权又遭遇武警殴打的储户们,那位不得不住进烂尾房却特意在窗台上摆一株鲜花的河南大姐,那辆遇险大巴上二十七个被深夜转运的贵阳市民,那些徒步千里回家的富士康员工,那些乌鲁木齐火灾时喊着「开门」求救的死难者,那个母亲坠楼后坐在地上号啕大哭的女孩,那个因小区封控而错过抢救时间的三岁男孩的父亲,那个站在桥上孤独的勇士彭载舟,那个站在南传学校台阶上举起一张白纸的黑帽女孩,以及那些挺身而出的勇敢的人。
提到的这些人,挂一漏万。只是想提醒自己:我又算是个什么东西,怯懦卑微的幸存者而已。
再者,活着的人,要替死去的和被封上嘴的人说话。即便连说话的勇气都没有,至少要记住他们。在生活的荒诞面前,我不配岁月静好。我不配袖手旁观。
想起自己以前说过:如何反抗?堂堂正正地生活、说话、行动。
如果一定要对二零二三年有任何祝福的话,我希望自己能努力保有一个粗糙、敏感、热情、真诚的灵魂,有更大的勇气和力量,面对这个愈发精致、愚钝、冷漠、虚伪的肏蛋世界说:
我.不.相.信。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凌晨 于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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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嘴巴,而我必须呐喊——关于清零运动下的悲剧,「永劫回归」的荒诞,以及幻想破灭的未来
一
对于关注中国社会的人来说,2022年是无比「致郁」的一年。而在刚刚过去的几天,我的心情格外低落。疫情封控下的兰州,刚刚又发生了一场悲剧。一个三岁男孩,由于突发的煤气泄漏事故生命垂危。父亲发现危情后,使尽了各种手段求救。先是向社区求助,社区要求打120,但120久久不通,接通后又迟迟不来。父亲又试图自己带着孩子拦车求救,遭遇社区工作人员阻拦。明明医院近在咫尺,却因为这一切推诿和阻拦,耽搁数个钟头。最终,孩子错过了抢救的黄金时间,失去了生命。
自从2020年春天疫情爆发开始,这样的悲剧在中国已经不知发生了多少次。可是这一次,我还是被深深触动了。孩子走时才三岁,疫情也已经持续了三年。网络上流传着一句话:「疫情三年,就是孩子的一生。」说得冰冷刻骨,却又无比真实。
我渐渐回想起几个月前的上海疫情。那段时间,奥密克戎刚刚传入中国,开始在上海大规模爆发。也许不少人还依稀记得上海封城期间的惨象。在其中一则故事中,一位突发哮喘的病人,由于小区被封控,求助无门,家人拨打120后也遭遇了久等不来的困境。当时有一辆急救车恰巧路过,但车上的急救人员面对着情况更为危急的病人,��仅见死不救,还对绝望求救的家人冷漠地关上车窗,扬长而去。看着视频中绝望呼救的病人家属的绝望呼救和冷若冰霜的急救人员,我震撼不已。在难以入眠的深夜,我蜷缩在床角,用手机一点点打出千余文字,反思被体制之恶所纵容和助长的人性之恶。我把那些文字发表在朋友圈里,那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在熟人圈子中直白地表露对社会议题的完整看法。
此后的上海疫情继续,直到三个月后才趋于缓和。我们也正是在如此这般抑郁、无奈和悲愤交加的情绪中度过了三个月。之所以如此关注上海,一方面原因,自然是因为我的很多亲人,包括媳妇的全家人,都生活在上海。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这是中国自2020年的武汉疫情爆发以来,第一次经历如此大规模的封控,见识到平日歌舞��平的城市陷入困境和混乱,见识到公权力的横冲直撞如何把人间变为地狱,以及许许多多的普通人,是如何为了维护自己仅剩的自由和尊严,而在与制度的对抗中头破血流、遍体鳞伤。
也正是在那个时刻,世界各国的疫情正在一步步趋于缓和,人们在一点点恢复正常的生活。反观中国,当时的社会舆论焦点还停留在「是否应该坚持动态清零」。现行政策的支持者,常常把放松极端封控,采用更科学、人性化防控手段的思路污名化为「躺平」,并大加口诛笔伐;而反对者则会用「防疫爱好者」之类的戏谑称呼反唇相讥。围绕着一些标志性的人物,如上海著名的张文宏医生,观点之间的冲突往往火药味变得更加浓烈,一群人奉其为意见领袖和专业权威的代言人,另外一群人则冠以「给境外势力递刀子」、「卖国贼」等种种可笑的文革式大帽子。
然而,即使是诸如此类的争论也并未持续多久。因为不久之后,人们就等来了中央铿锵有力的措辞:坚持与「躺平」心态作斗争,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于是乎,一切关于防疫政策的讨论,便一夜之间成了「妄议国政」。而那些反对极端封控的声音,霎时间变成了需要被「革命」的斗争对象,被一个个鲜艳的红色404所取代。张文宏医生也似人间蒸发一般,在网络上的踪迹被一扫而空,不留踪迹。
尽管如此,如同王小波在《花剌子模国信使问题》中所说:杀死信使并没有阻止坏消息的发生。一桩桩悲剧和闹剧,继续在这片热土上此起彼伏地上演。上海之后,「清零」热潮已经超越了病毒的散播速度,遍布这个国家的城市和乡村,大街和小巷。
二
当我回头翻看自己在八个月前的那个义愤填膺的夜晚写下的粗糙文字,一时间难以抑制的的压抑让我喘不上气。让人感到悲哀的,不仅仅是悲剧在发生;更是因为,彼时彼刻的悲剧,和此时此刻的悲剧何其相似。同样是封控之下静止的城市,同样是被剥夺生存自由的普通人,同样面对着突发事故中亟待救助的亲人,同样遭遇着社会救助体系的全部失灵,同样被政策执行者如冷血动物一般地拒绝,同样在绝望中眼睁睁看着生命逝去。
更可怕的是,任何一个稍微关注中国社会现实的人都会轻易地了解到,悲剧不是零星发生的「过去时」,而是在每一寸国土上不断发生的「现在进行时」。在所有这些故事中,只有少数「幸运」地逃脱了舆论审查的魔掌获得了更大范围的关注;更多的故事,连在网络空间中多存活一分钟的机会都没有。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人们会像犹太人统计大屠杀遇难者一样,把这些因极端封控失去生命的人的姓名收集起来,小心仔细地记录,汇聚成一座由名字组成的纪念碑。我只想到北野武谈到日本大地震时所说的那句常被人提起的话:
「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这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
米兰昆德拉在书中引述过尼采的「永劫回归」观:「想想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吧,想想它们重演如昨,甚至重演本身无休无止地重复下去」他说,正是「永劫回归」的不存在,「构成了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
请允许我在这里「活用」尼采的说法。在我看来,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正正是「永劫回归」的可怖体现。武汉渡过的劫,西安要再渡一遍;西安发生的悲剧,上海要再演一遍。而上海所经历的,又在延边、成都、贵阳、郑州、拉萨、呼和浩特、乌鲁木齐、兰州、以及其它难以一一列举的城镇村庄,再经历千千万万次。像极了一个恶毒的编剧,用同一个剧本导演的一系列血腥闹剧。无尽的永劫回归,正如伟大领袖的任期,前路茫茫无尽头。
就在兰州三岁男童事件发生的当晚,当愤怒的居民在小区门口聚集起来,向封控人员和政府「要个说法」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三辆满载特警的运兵车。手持防暴盾,身着白色防护服的「人民卫士」,队伍齐整,口号洪亮,向人群高喊:退后!退后!
「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即使是那些不配被原谅的;「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即使是那些本不该被允许的。
三
翻看着朋友圈,我那些身在国外或北上广深的一众「朋友」们,照旧一派歌舞升平的和谐景象,好像一切都相安无事、岁月静好。我感到胸中一股无名业火,不知朝何处发泄。我向来不喜在网上喊空洞口号,也从不主动参与线下抗争,自认为只是个怯懦而平凡的普通人。我常抱一种虚妄的乐观主义,认为作为一个能量有限的普通人,启蒙的工作应该从身边最亲近的两三人开始。这也正是为什么我总在熟人网络中传播价值和表达观点的原因。但这样的做法,真的会有任何改变吗?我忍不住陷入了自我怀疑。
伴随着这份自我怀疑,我回想起几天前的荒诞一幕。「二十大」刚刚结束,随着习近平正式终结连任限制开始史无前例的第三任期,中国也进一步陷入了重归极权,甚至重返文革的危险中。伴随着对未来的失望和焦虑,我在网上找到一段被广为转发的文字,那是一段加缪在1940年二战期间勉励众人的话:
「今年,希冀幸福将是徒劳的,通过工作去建造幸福才是关键。不要希冀任何事,而是要做点什么。不要等待着他人从头至尾地构建你的命运,尤其是当命运仍掌握在我们手中。《共和党人晚报》今年不会祝您幸福,因为它知道您的身体和精神正在经历重创。但它需要您保持必要的力量和漬醒,去努力维持您自己的宁静与尊严。」
我默默把这段话转发在朋友圈中。一位老同学,紧随其后转发了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亮相的官方新闻,并附上了一大段热情洋溢的赞美之词,结尾赫然写道:「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我和他,两段并排陈列的文字中间,好似有一道无形的墙,区隔开两个平行世界。看着屏幕里整齐划一、铿锵有力的排比句,我无言以对。毫无瑕疵的陈词滥调。《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媚俗(kitsch)最完美的演绎。
我时时刻刻都提醒自己,不要用高高在上的态度评判他人。并非每个人都像我这么幸运,占尽了生活的便宜。我尽力设身处地为那些沉默的人着想,更为那些为体制鼓掌的人着想。我无比理解,那些身在国内的朋友有多么身不由己,言不由衷。专制带来的一以贯之的恐惧,深入每个中国人的骨髓,而现在它又一次变得越发肆无忌惮,以至于连鼓掌不热烈都变成一种罪行。可我又忍不住义愤填膺。我的愤怒不针对我的那位同学,也不针对任何一个个体。我的愤怒在于我们的生活所体现出的一场巨大荒谬。
这荒谬让我想起贵州不久前发生的那起震惊全国的车祸。疫情封控期间的贵阳,一车被强制转运到异地的居民,行驶在深夜山高路险的山路中,不幸跌落山崖。这多么像是对我们现今处境的悲凉隐喻:一群无辜的人,被强迫着在黑夜中穿行于危途,目标不明,前途未卜。每个人都妄求精神状态堪忧的司机残存最后一点理智,不要把整车人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而最大的悲凉,甚至不在于我们的处境,而是那些「乘客」此时此刻的反应。没有反抗,甚至没有愤怒。只有可怕的沉默,假装事不关己的自欺,甚至无知的兴奋。我们经常用「装睡」来讽刺那些不肯承认现实、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但我不无悲观地想,这是否也只是在自欺欺人?是否有一种可能,我们默认的那些不言自明的「真相」和「真理」,也许只存在于我们自己的认知体系中;而对于大多数人,那些「真相」和「真理」,其实从来就不存在?
早先读到一则苏联笑话:说的是「真诚」、「才智」和「党性」三种品质,每个人只能拥有两种。我和人开玩笑说,若是把笑话的内容稍作改动,把「党性」替换为「乐观」,便恰好能形容我当下对中国人的想法:拥有「真诚」和「乐观」的人,也许真的没有脑子;拥有「乐观」和「才智」的人,也许只是在骗人骗己。而对于那些尚存理智又一腔热血的人,想要继续以乐观心态面对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何其难也。
我发现自己也陷入了一种可悲的荒诞中:既无法像有些身居海外的朋友一样,置身事外、隔岸观火,埋头于岁月静好的生活;又无法像有些依然生活在国内的朋友一样,学会麻木、学会忘记,学会戴着镣铐和体制共舞,学会对身旁的苦难扭过头去视而不见。
这世界的荒诞,把我的生活也变成了荒诞。作为幸运地享受着改革开放红利的「最后一代」,对于如何面对幻想破灭的未来,如何重建对生活的信念,我找不到答案。
四
翻看着自己转发的一篇又一篇文章,如今已大多被审查机器迅速地删除,了无痕迹。空无一物的界面上面只剩下一个又一个大大的红色感叹号,就像一座又一座数字墓碑。我想起了杨继绳先生的巨著《墓碑》开篇的一段话:
「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个人的人生,与国家的历史相比,如同流星一般,稍纵即逝。如果你翻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会看到那一幕幕的「永劫回归」曾经和正在发生。从土改到大跃进,从反右到文革,再到现在的「大清零运动」,极权制度擅长变幻出各式各样花哨的言辞,为自己如出一辙的暴行粉饰打扮。我们现在经历的一切,也只不过是这无尽轮回中的小小一瞬间。
我不知道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永劫回归」何时才能走向尽头。我甚至不知道,我还能做些什么。我的慷慨陈词,在朋友圈中应者寥寥,像在对着空谷呐喊。我想象着一个场景,我们在黑夜中寻找着光明,小心地照看着身旁同伴的身影。我们怀揣着恐惧,刻意保持着与彼此安全的距离。我们微弱的温度甚至不能为其他同行者带去安慰。这是我们的宿命,也是我们的悲哀。
然而我又生发出一种莫名的信念:一切执拗和坚持,冥冥之中自有其意义。面对生活的荒诞,我别无选择。只能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这一篇活着的历史,记录我们的悲哀和愤怒的声音,以及我们在找寻光明的路上留下的痕迹。无论文字多么粗糙,道理多么粗浅——写作,就是我的抗争,就是我们存在过的证明。正如哈兰·艾里森 (Harlan Jay Ellison) 那篇著名科幻小说的标题:我没有嘴巴,而我必须呐喊(I Have No Mouth, and I Must Sc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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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耶稣拾遗
东耶稣是一个实验性的、可持续的、可居住的艺术装置,位于斯拉布城地区。东耶稣这个名字没有任何宗教含义——它是一种口语化的说法,指的是在人类生活设施边缘之外的地方。这个艺术装置在没有电网和其它市政公用设施的情况下运作。2007年初,查理·拉塞尔 (Charlie Russell) 离开了他在技术行业的工作,把自己全部家当装进一个集装箱来到了一个垃圾遍地的地方,在那里,他开始在自己的车周围创作雕塑。这位常被人叫做「集装箱查理」的人,将这个定居点改名为「东耶稣」。他于2011年5月去世。东耶稣以各种实验艺术为特色,如现场活动、行为艺术、音乐、摄影,尤以雕塑最为突出。尽管艺术作品数量不断增加并常年有志愿者维护,这些作品依然因恶劣的沙漠气候而迅速退化。一位志愿者把它和斯拉布城的精神合称为「拯救朋克(Salvagepunk)」。人们经常用以下字眼形容东耶稣的艺术:「不断坍塌」、「不断生长」,因为它们总是处于持续转变的状态,这一点与传统的画廊艺术品迥异。这既是由于极端的气候,也是由于数以千计的艺术家为这个艺术装置所做的贡献。
——翻译自英文版维基百科「加州斯拉布城 (Slab City, California)」词条
一
从棕榈泉市区出发,沿着名为索尔顿海(Salton Sea)的大湖堤岸,一直向前开去,行程七十多英里,就会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这里的一切都很遥远,我们所熟悉的比例尺无法适用于沙漠。所有道路都永无止境。
马路边上是铁轨,在我们发呆时,一列满载货物的火车从远方驶来。火车头掠过我们身边时,我们向天边望去,看不到列车的尽头。
我对她说:看那火车,好像是从天边开过来一样
她说:我们好像要开到天空里去。
列车驶过后,道路上只剩下我们一辆车。天上没有一丝云彩,我们掠过河岸边的荒草,只有轮胎碾过沙土漫地的柏油路的声音。没有行人、红绿灯、停止标志、车笛声。我们回到了太初的欧氏几何符号世界,仿佛冥冥中有个声音向我们宣告:直线是最完美的形状,非如此不可。
我没能预料到,禅定时刻会突然降临,在路上,在手握方向盘时。
一切语言都乏力了。脑海空无一物,只剩下一句古诗: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见到前面的缺口,我们拐下公路,来到更贴近湖边的一片开阔的空地。这应该是一片露营区域,但是除我们以外,不再有一个人。
推开车门,我不由自主地笑了出来,对她说:快出来听听。
万籁俱寂。仿佛那冥冥之中的力量把我们的听觉感官夺去了一样。
远处传来了阵阵微风。阳光照射在干枯湖岸白色的沙砾之上,让人目眩神迷。
我们开始向湖边走过去。我走得很慢,一脚深,一脚浅。起初是为了躲开荒草,迈过污泥,后来更像是怕自己的脚步声打扰了寂静。我甚至不敢大口呼吸。
沙地上有一条长长的车辙痕迹,绵延到看不到尽头的远方,暗示着这里曾有人类经过。
我们的鞋上很快沾上一圈厚厚的河泥,又裹上一层白色砂石碎屑,好像��上一层巧克力酱又撒上糖霜点缀一样。
湖水冲到岸边泛起泡沫,我们的到来惊动了一大群休息的蚊蚋。
一只孤独的沙鸥飞过,无声无息,好像它也为了不打扰这片寂静而屏住了呼吸。
远山湛蓝无声。
临走时,我打开手机的录音程序,偷偷录下了两分三十六秒的寂静之声。
希望湖水不要介意。
二
东耶稣起初并没在我们的行程名单上。
在救赎山,我们碰到一个人。她对我们说:你们没去过东耶稣?那你们应该去看看。从这里向前开一英里就是了。然后她笑着说:你们会在那儿拍很多照片的。
从救赎山到东耶稣的路不像是平常的公路,倒像是人类文明的遗迹。我们的车在坑洼不平、充满皲裂的路面上匍匐前进。路边上破旧的房车和他们主人留下的生活痕迹——生锈的躺椅、堆砌成高塔的废弃轮胎,在几尺见方的地面上铺开整整齐齐的闪着金属光泽的各式机械零件。我们不知道这些人从何而来,何时来到这儿,又要往何处去——或者应该说,他们更像是起初就属于沙漠的原著居民,一如仙人掌、响尾蛇、荆棘鸟和美国毒蜥。
我们的车路过一个横穿马路的人,他赤裸着上身,与沙漠融为一体的金褐色皮肤,顶着蓬乱的头发,像这里随处可见的沙地植物。
东耶稣的居民,长得完全不像圣徒。
路过一群字迹模糊的路牌之后(其中一个写道:你他妈慢点儿开),我们置身于一群由包括以下装置在内的机械森林中:一架以俯冲姿势固定在地面的白色喷气机、几辆被以各种闪亮铆钉、珠串、纹饰装点的废旧汽车、以及一个身高三米有余,全身和五官由各式说不上来源的铁皮、铁管组成、双腿之间挂着个氧气罐的铁皮人雕塑。它面貌怪异,胸前的铭牌上写道「Helios 9」。
当「巫师」冲我们微笑着打招呼的时候,我吓了一跳。他坐在一堆废铜烂铁中间,如同圣诞老人一般的白色络腮胡子垂到胸口,神情悠然自得,后面有两个似乎来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等身塑料人偶,穿着摩登,正握着麦克风作着引吭高歌的姿态。
我一瞬间有些恍惚:冲我打招呼的,到底是三件雕塑,还是三个人?
对我们这唯二的访客,巫师一上来就开门见山:我们东耶稣有三条规矩:一、路随便走。二、展品随便碰。三、碰坏了任何东西,艺术家负责。谁让TA把自己的作品做得这么不结实,碰坏了活该!
我们大笑,沙漠自然有沙漠的规矩,自然与外面不一样。
巫师的话,让我喜欢上了这儿。
巫师不知多大年纪,但自从三十年前就已经成为东耶稣的常客了。
他说,东耶稣总是有新居民。
他说,有些人在城市里生活得久了就想来点儿不一样的。
他说,那些人就是想离开…… 巫师岁数大了,话说得很慢,有时候结结巴巴的,一句话说完后,会顿一顿再接下去,像在认真地咂摸着自己的每一条思路。
想离开……离开什么?在巫师斟酌词句时,我也在想他接下来说什么:离开城市?离开现代科技?离开其他人?
离开那些精神污染,他最后好像是这么说的。
他冲我微笑着眨眨眼睛,我说,我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我真的明白。我本来想告诉他,我想到了以前读过的一本书,是一个叫杰克凯鲁亚克的美国人写的,名字叫《达摩流浪者》。可是话到嘴边,又没说出口。
我真的明白吗?我真的能理解这些现代游牧民的困惑和选择吗?我想起凯鲁亚克的另一部名作《在路上》,那是我十八岁时的枕边书。我能回想起十多年前的记忆残片,那些自己还是个无知大学生时的脆弱幻想:我也曾经想象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流浪在路上、居无定所。但那些幻想,从来在我人生的时间线上出现过哪怕一秒钟。
彼时彼刻,我到底是怎么想的?是在称职地扮演一个友好的陌生人,说些不痛不痒的寒暄之语,还是骤然开始了一场开诚布公的灵魂交流?
当这些杂乱的念头一闪而过时,我突然感到自己已不再年轻。
他让我们叫他巫师。这不是他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别人起的外号。当我问他的名字时,他好像想起了很久之前的故事,没头没尾地,他开始激动起来:
「你知道他们叫我什么吗?巫师!我跟他们说:你们还能再没创意一点儿吗?巫师!你听听!什么呀这是。」
我们又大笑。
当我们终于开始参观这里的艺术品时,巫师不忘再次强调:别忘了,随便摸!
东耶稣的艺术品大多由「废墟」作为原材料,给人一种直观的感觉,好像它们都是从这片荒漠上就地取材而成。我们看到不少用废旧汽车制作的展品。一辆老式丰田小轿车上镶满了密密麻麻、五光十色的珠子,拼成了纷繁复杂的图案——不知为何,这让我想起了照片中印度婚礼中新娘穿着的华丽纱丽上的珠串——车顶上则倒插着服装店人偶身上切下的腿脚;另一辆甲壳虫车门上画着经典的小绿人头像,从里到外看去,像是被弃置在人类垃圾场的外星人座驾。一个身长四五米、由钢架、铁丝组成,铺着毛茸茸的白色毛穗的蜥蜴张开嘴迎接我们。一整排废旧电视组成的城墙,上面用白底红字写着各种大字报,讽刺着被娱乐工业毒害的现代人,已然奉电视机为新的神明。一些用各种废旧电子元件组成的机器生物模仿着人类的动作,一个翘着二郎腿颐指气使,一个匍匐在地跪地求饶。一只废旧轮胎组成的大象,长着卡通片式的圆溜溜的眼睛。还有无数其他的展品(据巫师说有两千件以上),我枯竭的语言难以形容他们的外貌和主题。尽管风格迥异,但它们却又似乎诞生自同一母体,像是人与沙漠合作的造物。
我走在由朽木、废门板、碎玻璃和废弃电器所组成的隧道里蹒跚穿行,骤然看到被当作墙壁的洗碗机上用潦草的字迹写着:虚度年华比死更可怕。
兜兜转转,努力不错过每件展品,终于回到入口。我们对着大门口边上一个插着威士忌酒瓶、挂着「东耶稣托儿所」牌子的鸟笼发笑,巫师也坐在他的宝座上,咯咯地笑出声来。
临了,又和他聊了起来,我才注意到巫师已经快完全聋了,要离得很近对他说话,他才会有所反应。
「我喜欢这儿,我喜欢我的工作。你知道为啥吗?大多数时候,我啥也不用干,也不用和别人说话。」
我告诉巫师,能做着自己所爱之事,无所挂碍,这种福气也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得到的。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说:「谢谢你提醒我这一点,这个道理我都快忘啦。谢谢你们来这儿,和你们聊天儿真开心。」
我也是。
回到车里,看到巫师微笑着冲我们远远地伸手告别。
我们小心翼翼地穿行在东耶稣的遗迹之间,车轮在我们身后扬起的阵阵尘烟形成了一场小型沙尘暴。路边,一个消瘦、戴着眼镜的男人坐在他锈迹斑斑的房车边上。男人斜眼瞟了瞟我们,继续若有所思地望向远方横绝千年的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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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有时候大到让人觉得可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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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厌倦了厌倦本身
——「北京四通桥事件」杂感
今天转发了北京四通桥的几张照片到微信朋友圈里,收到的回复数量虽不多,但也远远地超出了平时。这让我感到有些意外,一是我的朋友历来寥寥无几,经常互动的更是屈指可数;二是我早已对发布此类有关国内政治、社会的「敏感议题」脱敏,在朋友圈发表言论时自然也惯于在被删帖的边缘试探,因此对于今天的事件,也并没感到有什么格外值得给自己壮胆儿的必要。看来此次事件在高墙之内确实引发了不小的舆论震荡,毕竟如今是个高度敏感的时间,又发生在全国的政治中心,当局的反应如此激烈也确实「有情可原」。
最先发来消息的,有点出乎意料,竟是老娘。我们虽然经常会在每周视频时针砭时弊,但她对我的网上言论的关注向来比较克制,虽然会经常担心我被删号而失联的危险,但也绝少直接对我发出提醒。而这次她则直截了当地说:转发让大家看到就行了,最好赶紧删了。多聊了几句才明白,原来她早就从朋友处听说了此事,但是碍于审查力度实在强大,只闻其声不见画面,反而是多亏了我的转发才终于一睹标语内容。一笑。
后来便陆陆续续地收到回复。朋友们多不忘嘱咐一句「注意安全,谨防删号」、还有个朋友的慰问变成了疑问:「为啥你还没被炸号?」。到网上查了查消息,看来这次的审查力度之严格可以说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有些网友在微信群内小规模的转发就已遭受了炸号、禁言的惩罚;更听说国内有人因为转发此事的内容而被国安机关电话恐吓的。看到了这等风声鹤唳的景象,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今天这条转发获得如此多关注的原因了。
我常常和家人和好友们开玩笑说,我不怕「炸号」,也不怕被报复。自从今年二月份的丰县八孩母亲事件开始,我就已经决意把自己的朋友圈当成捍卫言论自由的一座小小堡垒,每天不厌其烦地搬运那些被审查机器埋没消隐的文章、传播那些勇敢的人和他们的声音。甚至偶尔还写些有感而发的小作文,试图和为数不多的听众说些不吐不快的话,讲些浅显的道理。我向来明白禁言于我,并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恫吓,而是不知何时就会突然降临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虽则如此,我反倒常常对这个威胁抱有一种毫无理由的乐观侥幸。但今天这个时刻,让我越发觉得这侥幸的虚妄无谓。
既然如此,我就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再次说几句我的心里话。
说起禁言,在我家并不是个新鲜事;我曾不止一次提过,我现在的「反动」思想,其实早有传承。老爹就是一个「反动」之人,尤其是在对社会各种怪现状,他的易怒程度更是远在我之上。我有时和朋友拿老爹在微信上的遭遇当作笑谈:由于他频频因言被禁,导致我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在老娘的指引下加回他被禁后新注册的账号。最离谱的一次,新号刚注册不到一个礼拜还热乎着就再次被禁,这成为他存活时间最短的一个ID;而正是因为这样的频繁炸号,我不得不给老爹的微信ID引入「数字化管理」,也就是把他的每个账号备注按序列编号,不然的话,我绝对会被那数量繁多的ID彻底整晕菜。最近,这个序列已经排到了甲乙丙丁之后的「戊」了。看着通讯录里一整屏老爹头像的大集合,也是蔚为壮观。
既然炸号并不陌生也近在咫尺,我便要常常安抚爹妈的情绪,毕竟他们虽然绝无担心我的思想有多么反动,但面对无所不在的审查机器,必定还会担心被炸号后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和远在国外的我中断联络、以后回国后可能会面临训诫、禁止出国、甚至失去人身自由等等。对于这些担忧,我也常常会寻找一些解决思路:比如炸号断联后可以通过媳妇的微信重新把他们联系上把账号加回来,如果以后回国被检查微信内容,就把之前的谈话和帖子提前删除来应付检查等等。这些话虽然不能完全打消他们的担忧,但至少会把我们的谈话氛围少许松弛一些。
说白了,我常常用一种「技术性思维」的话术来当作挡箭牌,避免和父母把这个话题引向一种更加严肃,因而也更加悲观的方向上去。所谓「技术性」,无非是「相信任何问题都能用技术手段来规避或解决」的思维方式。我们不再去追问:一些话是否有必要说,一些道理是否应该讲,一些人和事该不该被关注、一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而是互相安慰或「欺骗」说,即使这些问题继续存在,即使现状无法改变,我们也可以动一些脑筋,灵巧地避开那些可能的危险,得以全身而退。平心而论,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也不仅仅经常用在和父母的交流上,更常常用在自我安慰中。 但我明白,这一切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思维游戏而已。在内心深处,我对自己这种想法其实充满了鄙夷。
那么现在需要解答的问题是,既然我明明知道禁言的可能性,也能预见到被禁言的后果,更能明白这是一张自讨苦吃的单程车票,为什么我还是要以身试法?为什么我还是要真诚地对那些关心我账号安危的朋友说一句:谢谢你的提醒,但我不在乎?
对于这个问题,我在先前另外一篇关于俄军在乌克兰布查大屠杀的小文中曾经给出过解答:因为厌倦。
最近机缘巧合之下重读米兰昆德拉。我在上大学时曾沉迷过他几部小说,但昆氏最有名的作品《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倒是时隔十年后才第一次拜读。书读到一半,我仿佛茅塞顿开一般地明白了为什么我们曾如此深切地热爱他。一切都源自于我们生长自虽不完全相同但又极其相似的社会体制中。《生》的写作背景是六零年代冷战期间的著名事件「布拉格之春」,随着华约联军入侵捷克,倡导政治解冻的捷共总书记杜布切克被苏军逮捕,一个从高压政治体制中试图挣脱出来的自由种子从此被扼杀在襁褓之中。这一事件深刻地影响了米兰昆德拉的人生和思想。我常常觉得,只有同样成长在共产国家的读者才能真正读懂他的文字——那些由个人面对国家机器时的忍耐和无助,那些在专制体制下早已习以为常却又被扭曲、压抑、深埋心底的细碎感受,被他的文字一点点铺开、舒展,展示在众人面前,他仿佛解开了一个密语;而密语的答案,其实我们——每个共产主义的幸存者——都早已熟稔于心,只是没有人像他一样有足够的语言能力和真诚的心灵,去放声言说。
书中写到两个人物。画家萨宾娜来自共产主义捷克,为了躲避布拉格之春后续的迫害逃到日内瓦;而她的情人弗朗茨则来自瑞士,是自由世界的原住民。书中专有一个章节叙说了不同背景的两人对同一事物的认知差异,比如弗朗茨信仰忠诚,而萨宾娜热爱叛逆;弗朗茨热爱上街游行,因为那是他逃离庸常生活的麻醉剂,而萨宾娜厌恶游行,因为她从小到大都被要求去参加政府组织的五一活动,她厌恶那种被强迫的群体活动,更厌烦那整齐划一、不允许不同声音出现的歌声和口号;弗朗兹认为最大的真实是表里如一、无所隐瞒,而萨宾娜心中的真实则是永远不说出的秘密。
也许你会说,冷战和苏维埃的时代已经早已离我们远去,但苏维埃的幽灵其实一直在我们周围游荡。你我都是苏维埃人。如果每个人的生命是一篇乐章,那么共产主义就是每一篇乐章的基本调式。我们的语言和行为,早已在这个精神的牢狱中腐朽变异。
这所有的一切,正是我所厌倦的一切。
国家机器的无孔不入,让每个个体的生活无所遁形:
在审查机器兵临城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审查自己,继而欺骗并说服了自己;
在道德警察为我们的思想扭曲着戴上镣铐之后,我们便迫不及待地习惯这种扭曲,且学着热爱戴着镣铐的舞姿;
我们被权力击倒在地,继而被剥夺了爬起来的权利,而不得不永远匍匐下去。
这就是我所厌倦的一切:说服、热爱、匍匐。这些冠冕堂皇的名号,掩盖不了我们卑贱如蛆虫的现实。
在疫情肆虐的2020年底到2021年中,我的爷爷奶奶相继离开人世。我因为身在海外,又碍于回国航班断航、回国人员隔离21天政策等不可抗拒的原因无法回国见到两位老人最后一面。不仅如此,因为疫情期间的隔离政策,他们在临终住院期间,亲人无一能够陪在身边。他们是我从小到大最亲近的人。
我不知用了多长时间才慢慢从伤悲中走出来,而就在几天以前,我午夜梦回之际,还梦到了奶奶。在梦里,她因为发现自己视力衰退出不了远门急得哭了。我也在梦里哭了。
当我看到那些被封城的人们在网上绝望的求助,那些因为极端抗疫而死去的人,因为抗疫政策而无家可归的人,无法见亲人最后一面的人——我曾经试图把他们的苦难用以安慰自己的痛苦。我曾经安慰自己说:比起他们的遭遇,你面对的苦难算不得什么,至少爷爷奶奶临走时没有遭受那些额外的痛苦。
我开始厌倦了这种「自我疗愈」,我厌倦了中国人的这种思维顽疾,即用他人更大的苦难消解自身的苦难。因为专制给每个人的带来的痛苦,并不会相互抵消,只会不断累加。
这浅显的道理,我们一直假装不明白。
我厌倦了这种假装。
我甚至厌倦了厌倦本身。在我看到「四通桥」事件以后,社交网络上又冒出些正人君子的高谈阔论:「这又有什么用,也改变不了什么」。一个志同道合��好友,也发出哀叹:「即便如此,也看不到什么改变的希望。」
正人君子的酸腐言论自然不足挂齿,但好友的悲切之情我也感同身受。
我突然想到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后那位著名的无名勇士「坦克人」。他在镜头下是那么瘦弱,显得弱不禁风。他的螳臂当车也没能阻挡装甲车队的长驱直入。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们是不是也该回头问问他:「你这么做又有什么用,也改变不了什么?」
这自然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正真真切切地生活在一个被他参与塑造的历史中。
我无意、也自知无力去吹奏什么号角。但我有一种幽微的期望,给自己,也给读到这些文字的读者:希望我们之中有更多人,能够认清自己正生活在一场巨大的谎言中,并且试图去对抗它——尽一切可能。(另外,如果可以的话,请不要忘记你和他人的苦难。)
至于这种对抗应该采取什么方式,一位勇士已经用行动给予了他的答案;而对于怯懦如你我者,至少可以从这里开始:学会堂堂正正地生活、说话、行动,不自欺、不愚钝、不妥协。
我刚刚读到一句有趣的话:「写作是最小单位的自由」。我已经在践行我的自由了,相信你也可以。
2022年10月14日 凌晨 于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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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朱芝松同志的发言稿提两句建设性意见
我一个党外群众都看得出来,这位朱同志啊,思想认识还有待提高:忠心表得还不够深入灵魂啊!
病毒管你粉不粉身碎骨呢?莫非您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磨成粉可以给连花清瘟做药引子,专治新冠并发症?
既然狠话都甩到这份儿上了,何不再恨一点儿——比如说,加上这么几句:
誓死保卫党中央和习主席!
谁反对『清零』,谁就是反对中央!反对习主席!
我们必须把那些反对『清零』的人打翻在地,再踩上一万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建议发言时,配合如下装备和行头:武装带系起来,红宝书举起来,忠字舞跳起来——既然要学,不如学个大全套,皆大欢喜。
2022-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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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苦难闭上眼睛的人
面对眼前巨大的罪恶和苦难,不同人总会有不同的选择。
有的人,拍案而起、振臂一呼:这样的人,是勇士,是英雄;我永远敬佩他们,以他们为榜样;
有的人,心中有怒火,但嘴上仍沉默:这些人是心中有善念的普通人,我明白他们的心情,也尊重他们的沉默;
还有的人,宁愿闭上眼睛、捂住耳朵,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假装岁月静好继续;
更有甚者,转头去拥抱那罪恶和苦难的始作俑者,唱起一曲美丽的赞歌……
这最后一种人,当然值得人鄙视唾弃。
但我想和你悄悄说句心里话:
对于之前提到的那种,面对苦难闭上眼睛的人:我打心眼儿里,瞧不起他们。
一个对身边受苦受难之人缺乏同情心和同理心的人,不配拥有任何美好的东西。
《面对苦难我怎能闭上自己的眼睛?》(作者:刘树鹏)
2022-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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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耐到极限』了吗?
忍不住想说几句得罪人的丧气话,不爱看的就别看了。
说实在的,我真心觉得做一个传播『负能量』的『网络喷子』,实在是是最最最low逼的事情。
但理解这句话的时候需要联系上下文——在一个『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不被当废纸一样对待』的国度,一个『不用担心举着一张写着字的纸走到大街上会被请去喝茶』的地方——当『网络喷子』实在是最最最low逼的事情。
而当代我国的『魔幻现实』,是绝大多数人连当『网络喷子』的想法和勇气都没有。
全世界你都找不到这么『温良顺驯』(读作『逆来顺受』)的人民,永远能忍受最邪恶痛苦的现实,永远能幻想最幸福美好的未来。
有人还记得那篇著名的文章《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吗?提醒一下各位同学,现在距离那篇文章的发布(2022年4月14日),已经过去半个月的时间了。
半个月以后,大家不还忍得『好好的』吗?
还想问问西安、瑞丽、吉林,那些曾经被封控,以及还在被封控着的人,他们忍没忍到极限?
再提醒一下各位,这一个多月以来的魔幻新闻,包括且不限于:
自家的狗让人当街拍死;
自己的孩子被拉到医院单独隔离;
自己家的老人被三更半夜撬锁拉去方舱;
自己的邻居需要急救时被活活耗死;
自家的楼门口,被装上铁栅栏;
自己在二十一世纪,全世界最富庶的城市担心每日温饱问题……
而大家做的最出格的努力,除了转发几篇404文章,还有什么?
“又被删除了”“又看不到了”“哎”一定要再配上一个叹气的emoji。于是心满意足,又是等菜来的一天,又是乖乖下楼做核酸的一天。
更何况,仅仅是表达失落,也已经是少数人的『特权』了。
绝大多数人,不还是在继续忍耐?不还是在兢兢业业地沉默不语?不还是在发表着图文并茂的心灵鸡汤『希望疫情赶紧过去』?
而昨晚的新闻是,活人,还在呼吸着的活人,差点被送到火葬场去。
还能忍吧,只要不是自己被装袋送到火葬场,还能忍下去。
『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中国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我·他·妈·怎·么·不·这·么·觉·得?
2022-05-02
附送一篇被404的文章:
作者:蜜茶二楼47
其实 不只是上海人
中国人的忍耐还远没有到极限
我们大多数人的行动还只停留在网上
转发那些不一会儿就被和谐的推送内容
那么多世界上任何正常人看了都会流泪的
那些 离谱 魔幻 毫无人性���事件和新闻
但是 我们也不过是难过个一两天 而已
丰县还有人再提吗 或者说 敢再提吗?
抖音大号们吃完人血馒头 擦干净嘴
不还是过着平时欢乐的日子吗?
有人真的来为我们发声吗?
为上海那些死去和即将死去的人发声吗?
有但不多 但 凭什么要求别人去发声呢?
我们连自己都不敢为自己去做任何行动
唯一做的只是转发再转发
希望“有人”能去管一管
对吧?
什么是“平庸之恶”?
看看如今的上海便知
很多人说 这不是我们熟悉的上海
不好意思 你熟悉的上海根本不存在
只不过是还没有到真正考验的时候罢了
我们太习惯用自由去换一些莫须有的保障
但换来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想要的是什么呢?
更多的我也不再说 因为我也一样 无能 为力
我们仍旧是嘲笑香港废青的那些中国人
我们能承受的魔幻现实 还有很多
我们的忍耐远远没到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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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布查大屠杀想到的
“只有善才拥有深度。善可以是根本性的,而恶从来不是。恶只能是极端的,因为它既不具备深度,也不具备魔性维度——而这正是它的恐怖之处,它可以像真菌一样散布在地球表面,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荒芜。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导言
也许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不久之前的乌克兰战场上,又又又一次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惨案。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郊,有一个名叫布查的小镇。在这里,俄军对平民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
当侵略者的部队撤退之后,当地居民们回到他们的家园——进入视线的,是街上满地横七竖八的尸体。那些被杀害的人,曾经是他们的家人、朋友、邻居。被射杀的平民,没有一人携带武器——有的人被反绑双手,有的人倒地时还骑在自行车上,还有的人被草草埋在土堆里,头和四肢杂乱地露在外面。据法新社报道,仅在布查镇一地,就至少有280名平民遭到杀戮。
就在今天,文章题图中的这位女性死难者,刚刚被辨认出了身份。一位化妆师,通过照片中手指上的美甲图案认出了照片中的死者。她的名字叫Iryna Filkina,今年52岁,是这位化妆师网上课程的学员。据这位名字叫Anastasiia Subacheva的化妆师透露,Iryna最大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美妆网红。”她喜欢上化妆课,总爱谈论别人对她化妆技术的赞美。“最后,这位化妆师用大写的英文字体写道:”她只是想活下去“。
那也曾是一个同你我一样的、活生生的人。现在,她已经躺在一堆瓦砾中间,被一颗蓄意的子弹夺走了生命。
我悲观地猜想:也许还有很多人以为,这场几千公里以外、旷日持久的战争,和自己的生活毫不相干;
也许还有不少人认为,一切在乌克兰发生的罪恶和悲剧,都是西方/北约/美国的责任;
也许还有些人固执地相信:所有”惨案“,都是”乌克兰新纳粹“自导自演、栽赃俄罗斯”正义之师“的”闹剧“。
无所谓了。
现在的我,发自内心地羡慕那些还能”岁月静好“的朋友们。信不信由你:这种”羡慕“之中,没有包含一丁点的反讽或者愤怒。
回想起一个多月以前,惊闻远方炮火传来时,自己心中的惊惧不安;以及在简中互联网世界,在万众欢腾声中,普京大帝雄壮威武地被中国网友捧上神坛;曾几何时,他慷慨激昂的战争动员演讲,又让多少远方的中国人感激涕零。
现在回头想想,对于我来说,那应该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一个类似于《黑客帝国》中”选择红药丸还是蓝药丸“的时刻。我甚至能够想象,在那个时刻,我能听到自己心中有一些东西破碎的声音。
那破碎的,又到底是什么呢?也许是一种与”宏大叙事“、”岁月静好“有关的幻梦吧。
我不再妄图去唤醒每一个装睡的人。只想用自己一点微不足道的声量,用高墙之外的一点点”真实的消息“,唤醒身边一些睡得不太熟的人,仅此而已——哪怕只能唤醒一个人呢?我们所做的事情,也是有意义的吧。
归根到底,一切发声的起因,并不是要自诩伟大光明正确,只是因为厌倦——厌倦了闭嘴,厌倦了跪着,厌倦了躺平,厌倦了”正能量“。
以我愚见,真正的”正能量“,与”岁月静好“无关。在我的理解中,真正的”正能量“,应该是理性战胜恐惧,科学战胜愚昧,和平取代战争,作恶者受到应有的惩罚,人人有尊严地活着。
至少,不用整天担心自己会像狗一样,平白无故地被野蛮的铁锹拍死在大街上!
2022-04-07 于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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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反对“清零”
先把话说明白好了:我坚决反对以“清零”为目标导向的抗疫政策,因为其不仅逻辑上不成立,而且在科学上不可行。照此发展下去,只会造成更多的人间悲剧。
有一种支持“清零”政策的观点颇为流行,即如果放弃“清零”而倒向“躺平”式应对,势必造成疫情失控,而病毒凶险,传染性高,死亡率高,因此必须坚持清零,并不惜一切代价。
先不谈这种观点在科学上是否站得住脚,其在逻辑上就有严重的问题。首先,假定抗疫政策只有“0”和“1”两个选项,是一种经典的“虚假两难困境”谬误。世界上众多国家地区,选择极端严格清零政策或是完全放任疫情蔓延的,只有极少数。大多数国家还是结合自身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推行诸如有限度封城、鼓励接种疫苗、鼓励轻症居家隔离等多样的抗疫措施。即使是经常被国内拿来做为反面教材的美国,目前的全国总体疫苗接种率也已达到66%,许多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州甚至达到80%——虽然这个数字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不算高,但也总不能把“鼓励民众大规模接种疫苗”称为“躺平”吧?把除我国外,所有其他被广泛采用的抗疫措施笼统地称为“躺平”,并加以批判和嘲讽的做法,即使不是出于无知,起码也是非常不负责任。
其次,再论反“躺平”的第二个论点,即病毒的危险性。我不是医学专家,无从下结论判断新冠病毒是否等同于“大号流感”,也不会妄自进行严格的科学论证。但是经常举出这个理由以支持“清零”的人,经常有一种倾向,即用“诉诸恐惧”的手段代替严格科学论证,恫吓阻碍民众的思考。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任何头脑一旦被恐惧所支配,只会与理性和科学思维渐行渐远。
再者,所谓的“病毒后遗症多、死亡率高”,一般是基于早期的病毒变种,以及疫情爆发早期,既缺乏关于病毒的知识、也缺乏疫苗和特效药的背景下所作出的结论。当前的病毒变种,和早先的变种相比,有着巨大的区别。时至今日,病毒已经变异了,我国的疫苗接种率也居世界前列。如果我们对病毒的理解以及抗疫政策不顺应这些变化,显然无异于缘木求鱼。
至于是否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抗疫目标,在这篇文章里有精彩的论述,不再赘述。这段日子,实行“精准清零”政策的上海,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一幕幕人间悲剧。这绝不单单是上海一个城市的问题。这是当前我国体制,一个“不计一切代价追求错误目标”体制的缩影。说一句题外话,我看到总有些人喜欢拿“电车难题”说事儿,呼吁功利主义的社会利益最大化。我真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总把自己代入那个“控制操纵杆”的人,认为自己有权利决定他人的命运?他们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正被绑在铁轨上,还是假装不知道?
当然了,还有一种我懒得多提的“观点”,那就是把“抗疫”当成政治问题来对待——且看说那话的人,接连便冒出难懂的话,什么“境外势力”,“递刀子”、“反华媒体”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2022-04-02 凌晨 于波士顿
修改于 2022-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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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见死不救的医护人员“想到的
一个急救车里的“医护人员”,面对着绝望求救的病人家属,不仅毫无怜悯之心,甚至还要关上车窗,置家属的哭喊于不顾——这已经不是缺乏职业道德的问题了,这就是一只披着人皮的禽兽——文中这段视频, 您要是看完了还能忍住不骂街,我还真得佩服一下您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
但我想说的,并不是视频里的那位“医护人员”道德多么沦丧,一如我不想费太多口舌批判西安那几个把孕妇、心梗病人拦在门外的医院保安多么缺乏同情心——这些人都是“政策”的具体执行者,都是一座被称为“体制”的庞大机器里的一颗微不足道的螺丝钉。固然,他们的行为,在任何有正常人类情感的人看来,都是毫无人性可言的——但我也想指出,这些人的道德水平并不天生低人一等。我更愿意相信,这些做出如此匪夷所思、灭绝人性行为的人,也不过是些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而已。
问题在于,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普通人,做出如此冷血的行为?
我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心理学家,可我也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人性经不起考验。任何一个人,即使他的道德再完善、同情心再泛滥,也经不起频繁的道德抉择。当一个人需要背负着失去生计、遭受上级批判、承担渎职责任等不计其数的压力,才能去帮助一个急需帮助的人的时候,TA能够总是做出符合人性的选择吗?在这一点上,我是不敢抱什么乐观期望的。
两德分裂时期,那些驻守柏林墙的东德士兵接到的命令是:“一旦有东德人翻墙逃跑,一律格杀勿论”。我有时会想,他们会不会总是能大义凛然地“把枪口抬高一寸”?会不会终有那么一天,某位士兵终究会放弃良心的煎熬,以“服从上级命令”的名义,夺走一个向往自由的无辜生命?
“雪崩发生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话说的当然在理。但在批判雪花的时候,可千万别忘了到底谁才是雪崩的始作俑者。
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不应该逼迫任何人在“灭绝人性”和“恪尽职守”之间做抉择。
反过来说,如果一项政策,总是在逼迫它的具体执行者做道德抉择、“灵魂拷问”,那么我们有足够理由怀疑,这项政策本身就是有违人性的。
这样的恶行和悲剧,正在2022年的中国不断上演。这样的清零闹剧,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我们说的都不算数,因为我们都不是那个有权力“定于一尊”的人。
2022-03-30 于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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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王圣强先生被禁言”想到的
跋山涉水为“小花梅”送去温暖的乌衣小姐姐之所以被“监视居住”,说白了,只是因为她比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勇敢——在我们只敢躲在手机屏幕后面动动手指默默关注疯县的时候义无反顾地亲身奔赴了第一现场;
来自徐州、坚持为“疯县事件”发声的王圣强先生之所以被“跨省追踪”,说白了,也只是因为他比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有毅力,在舆论降温、热度散去以后,还在进行着“不合时宜”的追问。
如果连他们的声音都被视为“太敏感”,都要被抹杀,那么我想请问,我们的社会,到底在倡导怎样的一种价值观?
面对人口贩卖如此巨大的罪恶,我们该怎么做才不算“敏感”?
是不是面对社会的问题、他人的不幸,应该不闻不问、视而不见,扭过头去假装岁月静好,才算“不敏感”???
乌衣和王圣强,都是真正的勇士,但是社会进步,不能总是依赖像他们这样的孤勇者的发声和行动,每个有良知的普通人,都有责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马丁·路德·金牧师有句名言:“我们这一代人终将感到悔恨,不仅因为坏人可憎的言行,更因为好人可怕的沉默。”
拜托耐着性子读到此处的各位,继续坚持关注声援疯县事件!
2022-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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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乌波尔发生了什么
马里乌波尔是乌克兰东部的港口城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工业重镇,也是一个新兴的旅游城市。
在维基百科的页面上,你能看到战争之前这座城市的一些风光照片,常见于东欧国家的高大华美的洋葱头教堂,华灯初上的夜景。
自从战争开始,这座城市就被俄军重兵围困。据当地红十字会说法,这里发生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按当地报纸的说法,“成为了人间地狱”。
战前这里有近50万常住人口。战争开始后,30万平民还被包围在城中,其中包括至少3000新生儿。
而在俄军的连日轰炸下,已经连续几周断水、断粮、断电、没有供暖、药品以及一切生活基本物资。俄军袭击目标包括居民聚居区、妇产医院、儿童收容所。目光所及之处,都是一片废墟。
人们躲在地下室里,不敢出门取水,因为街上到处都有躺倒的、永远无法回来的人。有小朋友因为脱水晕厥再也没有醒来。在链接原文的一张照片中,人们从炮击的医院废墟中用担架抬出一名孕妇,几天以后她没能撑下去。
据当地州长说,俄军占领了当地一家医院,劫持了400医护人员、病人和平民当人质。
当地著名的大剧院,收容了几百名妇女和儿童。作为防空标识,人们在剧院前的广场拼出巨大的俄语单词“儿童”。后来,俄空军用加强火力把这里夷为一片废墟。
顺便说一句:马里乌波尔位于顿涅茨克州,属于普京在战争动员中经常提到的顿巴斯地区。城市人口中近一半俄罗斯族人,绝大多数人口说俄语。在俄媒宣传中,这里被乌克兰施行种族灭绝政策,人民翘首以待俄国王师前来解救。
在事实面前,一切语言都是苍白的。
2022-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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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那些挺身而出的普通人
因报道俄乌战争声名鹊起的乌克兰媒体《基辅独立报》,前两天发了一篇新文章,题目叫《英勇无畏的基辅市政工人在俄军炮击下维持着城市运行》。不知道为啥,看得让人眼眶湿润。
自从战争爆发一个月以来,首都基辅遭到炮火重创,4000多座平民建筑遭到毁坏,无数市民逃离家园、无家可归。
但还有些人,依然在炮火和废墟中坚守自己的岗位,努力维持着城市的运转。他们说:“这些事情,我们不干谁干?”
记者采访了一位31岁的供暖系统维修员。他本来想报名上前线,但由于志愿参军的人数爆满,于是决定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守卫家园。
俄军的炸弹和导弹把地面和民房炸出一个又一个坑洞,炸断了地底的供热管道,他和同事一起去把那些管道一个一个修补完好。
如果您觉得这些工作平平无奇,想象一下:在不远处,几天前刚有空袭击中了行走的人群,导致数十人伤亡。
记者还采访了一位49岁的街道清洁工大姐。
战争爆发以后,每天清晨5点她都会准时来到街上开启一天的工作:清理那些轰炸留下的瓦砾。
有一天,一颗炸弹在她家旁边爆炸,把她家门窗都轰开了。
“真吓人啊,我都能看到天空中的火光…”但她还是穿好制服去工作了,去帮助社区居民们清理废墟中的家园。她说:“我的使命是把欢乐带给大家”。
记者又采访了几位坚持在炮火中工作的垃圾车司机。其中一位大叔说道:“有些人的敌人在前线,其他人的敌人就是这些垃圾和瓦砾。这些工作我们不干谁干?”
马丁路德有句名言怎么说的来着?“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今天我也要种下这颗苹果树。”
要我说,这些在战乱中恪尽职守的普通人,比起克里姆林宫里坐着的那位、以及那些拿着杀人武器破坏别人家园的“解放者”、还有那些为“解放者”们鼓掌叫好的看客,要可敬可爱一千倍一万倍。
又想起了王吉贤大哥视频里,顶着空袭警报“英勇无畏”地遛狗的邻居一家。
面对这些人,那些妄人们还想着取得胜利,让他们跪着屈服?
别他妈做梦了。
2022-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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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删除微博账号
我向来不刻意隐藏自己的政治倾向,也从来不在意因此而得罪别人。事实上,每一次发生社会事件,我都会好好借机清理一遍自己的“朋友圈”,之前不论是香港逆权运动、美国大选、新冠疫情还是疯县八孩母亲,但凡看到通讯录里某些“好友”们让人匪夷所思、难以下咽的话,我常常会毫不犹豫地点开他们的头像拉黑了事。如此这般,并不想表现我如何刻薄好斗;选择拉黑那些除了通讯录上的痕迹并无真实交集的“好友”,本意也只是想避免冲突、用最低调的形式分手,给彼此留些体面而已。
这一次普京悍然发兵侵略乌克兰的事件,又一次让我体会到了人与人之间因为知识背景、社会角色的差异而导致的巨大认知鸿沟。如鲁迅先生所说,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中国人,但简中互联网世界某些颇为流行的言论,仍然让人看得头皮发麻。少数“类人生物”对战争恐惧下的普通人们非但没有丝毫同情,反倒热诚地消费他人的苦难,调侃着要“收留”乌克兰美女的恶臭言论,令人作呕;而更多人则乐于充当为侵略者鼓掌叫好、摇旗呐喊的看客,高呼俄罗斯正义之师、普京大帝威武、乌克兰活该倒霉。看到这些人,我对中国人民“一向热爱和平”的优良品质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普京一番慷慨激昂的战争宣言,让不少网友感激涕零、感同身受——而当他在华丽的官邸里声情并茂演讲之时,被他的军队侵略的国土上,无数的乌克兰普通人们为了躲避空袭蜷缩在地铁站,为了逃离战乱而远走他乡。他们的恐惧、悲伤、愤怒,在诸位“多愁善感”的中国网民眼里,不仅全似空气般透明,甚至只配得上一句恶毒的网络流行语:“不作死就不会死”。中国人的麻木、愚昧和恶毒,又一次超出了我的想象。请允许我再次套用鲁迅先生的话:在简中互联网世界里呆久了,真真让人觉得:我所住的并非人间!
我知道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早该明白,妄想在粪坑中刨出钻石不过是自欺欺人。我也终于明白了,一直以来,那些让我出离愤怒的,从来不是关乎左或右、自由或保守、民主或集权之类高高在上、虚无缥缈的名词,而是关乎人之为人的基本底线。选择智识还是愚昧、鸡蛋还是高墙、自由还是奴役、战争还是和平、侵略还是反抗——如果你还有理智和良知,那么,这些选择题从来都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我们要么选择在《一九八四》的大洋国里安居乐业,要么选择离开。这两者之间,从来就没有折中选项。而我无法既选择前者,又保有理智。那就只好滚蛋了。
这个账号,自从十年前建立以来,陪伴了我众多无所事事的白天夜晚。我向来不爱社交,粉丝也实在是屈指可数,真真是“人微言轻”,但也凑过不少热闹,见证过互联网世界一些微不足道的历史瞬间,留下过挺多只被自己视若珍宝的牢骚腹语。我见识过不少以往朝夕相处的朋友渐行渐远,也曾经在这里认识一二志同道合的神交好友,找回过三两失散多年的挚交知己,一切皆是缘分,也是我的无上荣幸。
我会再用几天清理保存过去的历史存档,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朋友们,有缘再见!
最后再说一句:
FUCK WARS!!!
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夜 于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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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和胡续冬老师的一面之缘
惊闻胡续东老师去世的消息,心中充满了隐约而又难以消弭的伤悲。
其实我和胡子老师只有遥远而稀薄的一面之缘,那是在十多年前上大学时参加北大举办的一次活动,活动的主题是纪念海子。曾几何时,没读过几本书的我也自诩为文艺青年——像那时所有没读过几本书的文艺青年一样,我也尊奉海子为终极的文学偶像。我曾经在十八岁生日那天只身勇闯图书大厦,用珍藏的零用钱买了一本海子诗选,送给自己当生日礼物,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矫情的劲头真让自己汗颜。
3月27号是海子的忌日,每年这天,北大都会办活动纪念他。我当时最好的朋友在北大读书,于是我就求她帮我找了两张票,带着真真如朝圣一般的心情去当个小小听众。
活动本身当然一切都围绕着海子,听他的朋友们读他的诗,听他身边的人说他的回忆,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听到周云鹏唱歌。还有一个北大在读的女生抱着吉他上台表演,她叫邵夷贝。那时候,我刚刚报考北大落榜没两年,这地方于我还神圣严肃如圣殿一般。
几位诗人、教授、文人们依次上台发言过后,便窜上台一位矮小清瘦、带黑框眼睛、围波西米亚风围巾、笑容可掬的小哥,这便是胡子老师。他一开腔就别开生面,一扫之前严肃得有点沉闷的气氛,场上顿时充满了轻松的空气。
他开始一路追忆年少时代,讲着讲着,竟然开始聊起来学生时代时看黄书的回忆,台下马上炸了锅,爆发出阵阵狂笑,我若能想起当时自己的表情,想必也定是一脸懵逼:这位大哥到底在说啥呐?没想到胡子老师后来又兜兜转转把话锋圆了回来,原来是在说上学时看黄书的时候总是充满了罪恶感,为了让自己感觉不那么罪恶,最后找到的解决办法竟是读海子的诗来净化心灵…哈!哈!哈!我从没见过如此清奇可爱的老师,也从没预料到会在那天晚上听到如此古灵精怪的一段发言。晚上回到宿舍,思绪还停留在片刻前的北大礼堂,那些场景就像幻梦一般,满足着一个矫情而无知的文艺青年的一切幻想。
十几年过去了,我和那位好朋友已经失去了联系,那本海子诗选我也早已不带在身边。那天晚上上台的一众人等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只有那位矮小清瘦、带着眼镜、笑容可掬的小老师和他古灵精怪的发言,一直无法从我的记忆力抹去。
希望他安息。
2021-08-28 夜 于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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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dness always seem endless when you’re in the middle of it. But eventually you’ll find your way ashore and realize even sadness has an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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