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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anxin · 1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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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搜索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已经存在着分裂:网络上充斥着廉价、低成本内容以及一个完整世界中人类至上的艺术、娱乐和信息,这些内容隐藏在付费墙后面,在私密聊天室中,并且有网站正在努力追求更可持续的模式。就像年轻人使用TikTok进行搜索或者将“reddit”添加到搜索查询中一样,用户们正在表达他们希望以不同方式找到东西,并对谷歌没有特别忠诚感。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为AI搜索引擎而无休止地优化内容的新时代注定会导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随之而来意识到另一种前进方式也有机会出现,在没有对谷歌几近宗教般依赖下进行搜索和创作越来越显得徒劳无益。当创作者和搜索者彻底离开网络时,谷歌将只能怪自己。https://www.theverge.com/c/23998379/google-search-seo-algorithm-webpage-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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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anxin · 1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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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最近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展示了产品中的一些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我认为人工智能可能会取代某些工作,但也许不会取代职业。如果有的话,随着时间推移,人工智能如何替代设计师或至少设计过程中很大部分的工作?
Figma CEO Dylan Field:我的观点是,人工智能提供了一个降低门槛但提高上限的机会。使更多人可以参与到设计过程中来。即使他们并不完全了解Figma的所有细节,也可以贡献自己的想法并将其转化为视觉效果。我们非常关注民主化这个问题。那么如何吸引更多人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呢?AI应该有办法提高效率,以便设计师能够在更短时间内做更多事情。我们目前正在研究这两个方面。
如果进一步思考知识性工作领域,在AI作为一种工具和帮助人们完成任务方面我们已经处于一个范式之下,并不是必然要被替代掉。我真正认为未来仍然需要有一个“环”里存在着人类角色,并且AI可能只是一个有用的辅助工具,但我们都知道它在产生幻觉和潜在不准确性方面的局限。即使将其应用于例行任务,检查工作也是很重要的。而且你作为一名写作者更清楚,当前的模型无法与你的写作能力相匹配,更别提获得对话中的上下文来提出正确问题或展示你作为记者所具备的智能。
如果考虑到创造出优秀设计所需考虑到情感、品牌体验或用户流程等方面,在这个背景窗口中有太多内容需要思考。我只是不明白,在短期内人工智能如何能够拥有这些内容作为其上下文,并且这意味着人类必须提供这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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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anxin · 2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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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播客《像养孩子一样发展人工智能——艾莉森·高普尼克和特德·姜》(Developing AI Like Raising Kids - Alison Gopnik & Ted Chiang)中,高普尼克观察到,关爱关系(照料儿童、照料老人等)对人们来说极为重要,但经济学中几乎看不到。然后特德·姜回复道:
传统经济学忽视关爱的原因之一是,对于你雇用到的每一个员工,都有难以置信的数量劳动投入到该员工身上。这是一个生命!而你如何创造生命?好,首先,你需要数十万个小时的努力来创造一个生命。任何公司雇用的每个员工都是数十万个小时努力的成果。公司他们不用为这些付钱! 他们在攫取难以置信的劳动成果。如果你设想一下,在某种奇怪的理论意义上,如果你真的要为那些你最终会雇用的人的抚养付出代价,那会是什么样子?https://www.audacy.com/podcast/human-centered-e647e/episodes/developing-ai-like-raising-kids-alison-gopnik-ted-chiang-355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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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anxin · 3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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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地悲剧。” 这个短语是由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在1968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创造的,指的是个人为了自身利益而过度使用而不可避免地耗尽的共享资源。用来说明这场悲剧的典型公地是一个村庄中的一块开放的、共享的牧场。如果农民只照顾属于他们的奶牛,而不是整个牧场,每个人都会让他们的奶牛过度放牧,而共同拥有的土地很快就会变成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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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anxin · 3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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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把企业看作是从工人身上榨取利润的工具。他偶然发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工人的工资是按时间计算的,而不是按产品计算的。利润来自于企业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加上其他工人制造或开采的材料成本)和这些工人能够生产的价值之间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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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anxin · 3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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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anxin · 3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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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anxin · 3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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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认为,市场——不完整的、永远偏离轨道的、充满易犯错误的人的市场——不仅仅是聚集和计算信息。市场是信息和知识的生产者。即使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允许计划者比自由市场更好更快地计算,计划最终仍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计划者没有市场互动所创造的信息来用于他们的计算。买卖可能不会产生技术和科学知识,但它仍然创造了所有关于“时间和地点”的知识,这些知识有助于作出有效的生产和分配决定。哈耶克认为,规划者的问题不在于“如何”——使用方程式——而在于“什么”——进入方程式的数据。在市场发挥其魔力之前,规划者所需要的大量信息是无法获得的。去中心化创造了协调:只有市场才能将通常分散在不同个体头脑中的信息汇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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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anxin · 3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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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earlier publications like CoEvolution Quarterly and the Whole Earth Catalog had stressed frugality and pragmatism in their technology-oriented consumerism, Omni presented a hedonistic view of a future made shiny and sexy by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Instead of pitches for self-composting toilets and wood stoves, one found advertisements for home electronics, high-fidelity audio gear, and European sports cars.These were sprinkled amidst stories about personal ultralight aircraft,space tourism, and life-extension research. While certainly not the sort of consumerism that Whole Earth readers would have necessarily approved of, both publications offered images of a desirable lifestyle fashioned by technology with a bit of escapism thrown in. But where Whole Earthreflected readers’ aspirations for individual self-sufficiency, Omnipresented the views of technology enthusiasts who saw corporate-based innovation as a component of their own personal fulfillment and financial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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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anxin · 7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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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ep Sounds Deep White Noise | Fall Asleep & Remain Sleeping All Nigh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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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anxin · 9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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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提包理论 "是勒奎恩在1986年写的一篇文章,对长矛是人类最早的工具这一观点提出异议,认为它实际上是容器。在质疑长矛的男性化、谋杀性逻辑的同时,勒奎恩讲述了一个关于手提袋、吊索、贝壳或葫芦的故事。在这种空的容器中,早期人类可以携带比手掌更多的东西,因此,可以为以后收集食物。任何经常忘记带手提袋去超市的人都知道这有多重要。此外,勒古恩写道,长矛先于容器出现的想法甚至没有意义。"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史前时代,人类在这些地区吃的东西有65%到80%是采集的;只有在极端的北极地区,肉才是主食。"
手提袋理论不仅是合理的,它还做了有意义的意识形态工作--将我们看待人类基础的方式从统治的叙述转移到收集、持有和分享的叙述。因为尽管我尽了最大努力,但我经常是软弱和多愁善感的,我有时把这想象成一个非常舒适的集体拥抱。但事实并非如此:手提袋确实能容纳东西,但它也是混乱的,有时是矛盾的。比如当你想从包里抓出你的太阳镜时,但那些太阳镜卡在你的耳机上,而耳机也被你的钥匙缠住了,现在太阳镜已经滑进了衬里的那个洞里。 https://theoutline.com/post/7886/ursula-le-guin-carrier-bag-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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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anxin · 10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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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觉》:初步课程(Preliminaries)
人类发展的领域
一个人的发展是由其个人的全部经验凝结而成的。而我们现行的教育体系与之相悖之处在于,过于强调占优势的某一应用领域。
原始人迫于(生计)不断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且一人身兼猎人、手工艺人、建筑工人、医生等多职,如今我们只关注自己特定的职业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能力。
在今天,个人往往受制于传统和权威的声音。不再敢于另辟蹊径。
他成为某一行业中人,而不再拥有其他领域的第一手经验。在与其本能的不断斗争中,他屈从于外部知识,从而丧失了自己的判断 力。他不再敢于贸然为自己诊治,甚至不敢相信亲眼所见。那些专家 — — 就像一个势力强大的秘密组织(secret society)成员 — — 遮蔽了个人经验的全面性、人体正常功能中存在的可能性及其源自内心的需求。
甚至个人的职业选择也往往取决于外界因素:一个人会去做糖果或者做橱柜,是因为这些行业中缺人手;或者他会成为一名律师或工厂主,因为这样就可以继承家业。
其主要原因在于对某个职业的狭隘界定,以及对专业才能的强调,即以“市场需求”(market demand)为主导。
https://p3-sign.toutiaoimg.com/tos-cn-i-qvj2lq49k0/84d3adda0b2141aba3d9db911c536c8c~tplv-tt-shrink:640:0.image?traceid=20230528223829374D02B3A71CEF368F2F&x-expires=2147483647&x-signature=E28gCq5l%2FKIbnZdqKSLjGC0LP%2FI%3D
原始人迫于(生计)不断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如今我们只关注自己特定的职业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能力。
因此,一个人会成为锁匠、律师、建筑师等(发掘其能力的某个特定领域),好一点的特例也不过是,如果他渴望拓展自己的专业领域,在完成学业后可以尽量放宽自己的职业选择范围。
时至今日,整个教育体系的不足之处仍然在于想要为我们做职业导向、心理测试和智力测评。一切功能(只有功能)都基于现行的生产系统,即只认可物质利益的动机。
“职业”的含义在今天已不同于以往,它不再基于个人的喜好, 也不再与社会的目标和需求相一致。个人生活与“职业”相背离,职业往往因带有一种强制性而令人厌恶。
未来需要全面的人
尽管现在一切生产活动都要基于科学,但我们的专业化训练仍然不能丢弃。不过这种训练不能太早开始,并且当个人发展因此而受阻时也不应该再进行 — — 尽管其专业知识值得重视。只有当个人作为一个整体,其生理功能得到全面发展时,专业化的教育才会显得有意义, 这样其智力与情感力量才能达到自然平衡,而不是根据那些过时的教育目标去学习一些无关的细节。离开了这一目标,那么深入而细化的专门研究——作为成年人的“特权” — — 只是定量获得的知识,不会使人生更加明确,也不能扩展其眼界。只有感觉清晰和认识明确的人, 才能调整自己以适应复杂的需求,也才能掌握自己的人生。只有在此基础上,他才能规划自己的人生,并处理好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
现行的生产体系
所有的教育体制都是经济结构作用的结果。在工业革命的狂想曲中,实业家为了快速培养急需的专业人才而设立专科学校。这些学校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有助于个人能力的发展,也很少(给学生)提供机会去洞悉事物及其个人发展的本质要点。但说实话,没有人关注到这一点,因为没人能预见其破坏性后果。在今天,无论是教育还是生产都并非源自于内在的迫切需求,也不是源自于制造产品并以一种互补的方式来满足个人和社会需要的强烈愿望。
现代生产体系是对劳动力的推崇,甚至是疯狂追求,但在社会发展方面却没有规划。其动机仅仅在于最大限度地榨取利润,在大多数情况下,已彻底违背了其初衷。
如今不仅工人阶级发现自己处于这种状况,所有处在现行经济体系中的人们基本也都状况不佳,只不过程度略有不同而已。对于金钱和权力回报的追求左右着当今人们的全部生活方式,乃至个人的基本情感。人们只关注外在的安全性,而不在意自己内心的满足感。在这一切之上,是被圈在寸草不生的“棚屋”里的城市居民和被极度压缩的生存空间。这种对生存空间的限制并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城市生活犹如在荒芜的建筑群里放牧,缺乏足够的开放空间。
技术进步又怎样?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判断,所有问题都应归咎于现行的工业生产体制,尤其是我们的技术进步。事实上,很多作家和政治家都暗示过这一点。但他们混淆了原因和结果。在19世纪,有些人曾试图对之做出正确的诊断,但却实施了错误的方法。如戈特弗里德·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在19世纪50年代曾宣称,如果铁有可能用于建筑,那么它必然会被用来建造一种时尚的透明网状结构 (因为铁具有稳定性)。但他继而又谈到,建筑必须是“不朽的”,因此,“我们绝不要铁制的建筑”(!)罗斯金与莫里斯一行人(Ruskin- Morris circle)在19世纪80年代也曾犯过类似的错误。他们发现正 是工业化批量生产抹杀了手工艺的品质。对此,他们的解决办法是废弃机器,彻底回归手工生产。他们将自己的手工制品送到伦敦以表达对机械化的强烈抵制,并且驾着马车与讨厌的铁轨并行。尽管存在这种对机器的抵制(态度),但技术进步却是生活照常发展的因素之一, 它与人口增长之间存在一种互惠关系,这是其存在的真正理由。虽然由于对利润的追逐、纯粹的资本积累等原因导致对技术进步存在种种曲解,但是如果没有这种进步,生活将无法想象。因为它是提升生活标准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
机器的可能性在于,一方面,它的产品丰富、设计独特而复杂; 另一方面,又因它的简单化,必将导致批量化生产,这本身就有着重要意义。机器的使命 — — 即满足大众需求 — — 在未来会愈加凸显。生活与技术进步之间矛盾的真正根源恰在于此。不仅现行的经济体系, 还有生产的过程,都需要彻底地改进。为此,必须促使发明与系统化、规划与社会责任落到实处。
如今共同的错误之处在于,人们通常从技术和利润的角度来看待效率问题,而不是对其进行系统思考。泰勒制(The Taylor system)、 传送带等,只要将人变成机器的一部分,而不考虑人对工作、娱乐和休闲的生物需求,就仍然是错误的。
不是抵制技术进步,而是与之相随
与之相应的解决之道并不在于生产中抵制技术的提高,而是在于充分利用它的优势。如果最终能实现这一目的,人们将通过技术获得自由:通过自如地运用其自由创造的能力而获得一种平衡的生活。
很明显,个人必须明确自己在人类社会中是作为一个生产单位, 只有如此,他才能更加贴切地真正理解技术进步的意义。因为引起我们真正兴趣的,不应该是形式,也不应该是对生产中技术进步的惊 叹,而是去更好地规划自己的人生。
如今我们所要面对的正是要重新征服人类生命的生物学基础。只有回归于此,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在体育学、营养学、人居及工业中 利用技术进步,从而彻底重新安排我们的生活规划。即使是今天,人们也普遍相信,这并不比原来与生物要求相关的那些需要更重要,生活的动力主要归功于对其处理方式在技术上的精确与计算。人们认为 用佛罗拿(veronal)来保证睡眠和用阿司匹林来缓解疼痛能延缓器官的过劳和损害。如果文明的进程沿着这个方向进行,那么它所带来的将是被蒙蔽的现实和严重的危机。技术进步只能是途径,而不应该成为目的。
生物需求
在本书中,“生物”(biological) 一词通常是指确保有机发展的生命法则。如果“生物”的含义是一种意识的拥有,那么就能使更多人免受破坏性活动的影响。儿童通常依照生物法则来行事。他们在生病时拒绝进食,疲倦了就会入睡,不感兴趣的时候会显得不礼貌…… 诸如此类。当今的文明如果能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遵循生物节奏,生活将不会再如此变化无常,也不会常常陷于困境。
实际上生物的基本需求非常简单。它们可能是在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中被改变和扭曲了。不过其真正的意义不应该被掺杂进其他成分, 对此必须非常谨慎。时有发生的是,对奢侈的误解会阻碍生物需求的有机满足。新生代创造的文化应该强化而非弱化其生物功能的本质。
致力于改良
具有创造力的人明白(并深受其苦),在追逐利益、竞争以及商业心理的压力下,其人生的深层价值正在被摧毁。他遭受着自己的生命力被纯粹地物质化评估,自己的本能被消磨,以及生物平衡被打破。
然而,尽管现行的社会结构完全不能为个人能力的平衡提供适合的路径,但在个人的私生活中,一种功能化的理解已然存在。
如今,对艺术、文学、戏剧及电影理解力的提升,以及多样化的教育活动也为这一事实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人们也喜欢体育运动、 娱乐、休闲,并倾向于用自然的调节系统,而不是化学的方式。
总体来看,这样的努力预示了一个新的世界 — — 许多方面在今天已经初现端倪,但不能将小单元作为孤立的证据来研究。必须要弄清各要素(科学、艺术、经济、技术知识、教育模式)之间的关系及其整体性。
最终的目标不是产品,而是人
从这种基础性的再调整开始,我们能够以此为背景,采用自我分析的方式来进行个人的生活规划。最重要的不是职业,也不是要生产的物品,而是对人的生物功能的认可。具备了这种功能,人才能付诸行动,并由此开始自己的人生。因此,我们将有机基础置于生产系统之中——关注的焦点是人而非利润。
人人都是天才
每一个健康的人,如果他非常喜欢自己的工作,都拥有将自己本性中的创造性能量发掘出来的潜力。
每个人都有接受并吸收感官体验的本能。对语调和颜色很敏感, 并对触觉和距离反应精准。这就意味着在本质上每个人都能体会到感官经验的乐趣,即任何健康的人都有可能成为音乐家、画家、雕塑家或建筑师,正如一个人在说话时,就是“一个演讲者”。也就是说, 他可以用任何素材将自己的反应表现出来(不过这种反应不能与“艺术”相提并论,因为艺术在任何时期都是最高层次的表达)。上述事实在现实生活中显然存在:在危险的情形下,或者当常规生活的公约和禁例被突破时,个人往往能够获得无法预期的成就。
儿童和原始人的活动也为之提供了佐证。他们自发的表达源于对是非判断的内在感受,这种感受不会因外界压力而受到影响。这就是生活为内在需求所主导的例证。因此,如果我们认为每个人在任何领域都能实现表达,即使从客观上看一开始这并不是他的最佳出路,或者并非是社会的关键领域,但我们仍能推断并更加确信,很可能每个 人都能够理解其他任何领域中已经被创造出来的作品。
这种感受能力是由个人积淀、教育以及心理感悟能力等方面逐步形成的,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基本要素或迟或早总能获得。这种有机功能化的生活框架一旦确立,那么人类所有生产活动的指向也都将明确。所以没有哪种工作 — — 比如现今被无限细化的工业化生产经常会出现的情形 — — 会让人感到如溺水之人般绝望无助,一切都来自有机力量的表达。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要对抗机械文明所带来的伤害,有两种途径:
1 .通过艺术、科学、技术、教育及政治来实现对有机和生物功能有目的的观察和理性的保护。 2 .积极推进极度专业化的科学文化,例如将其成果与个人行为联系起来。
尽管从理论上讲,第一步是第二步的必要准备,但在实践中,这两种途径却是密切相连的。
实施规划是每个人的责任
必须将人的能力运用到极致,没有什么比实现这一愿望更为迫切。在过去的约130年中,对于这一问题我们曾不断地思考,不断地讨论,并且不断地尝试付诸行动。即使在今天,我们的实践也最多是对这一信念的陈述,而不是将之变为现实。其中有些方法并不值得称道,因为我们如今已经深陷工业社会之中。有些对抗只是巨大压力存在的证据和症候。只有了解自己,并在共同行动的长远规划中与他人合作的人,才会珍视自己的努力。物质上的动机只能为对抗或革新提供契机,但绝不会成为决定性因素。
改革者应该始终保持清醒,因为归根结底,阶级斗争不是为了资本,也不是为了生产方式,事实上,它关注的是个人获得一份满意职业的权力,工作要满足内在的需要,使人过上一种正常的生活,并真正解放人的能力。
乌托邦?
乌托邦?不,对于不知疲倦的先驱者而言,这是一种使命。将一切都纳入规划 — — 对于那些已经在有意识地以有机方式生活的人而言,这是其最高职责。先驱者既定的工作目标是:必须保护(但不仅仅是保护)个人的功能能力;自我实现的外部条件也必须在其掌控之中。正是基于此,教育的问题与政治密不可分。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一个人只要进入现实生活,他就必须自我调整以适应现存的秩序。
教育的使命
我们需要的是:
1 .现实生活中的典范:能够引领他人奋进的那些意志坚强的人。 2 .对政治、科学、艺术、技术以及人类活动所有领域中智力成果的整合。 3 .教育实践中心。
我们需要乌托邦式的天才,需要更多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在此并非想要描绘一个容易想象的技术乌托邦的大致轮廓, 而是要预言这样一个未来人物的存在:无论是在本能而简单的、还是复杂的生活关系中,都能与其置身的基本法则和谐相处。
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就在于协调个人能力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甚至从小学开始就为平衡的生活奠定基础。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以其丰硕的成果和非凡的成就,成为艺术、 科学和技术结为一体的最佳典范。在我们的时代似乎也可以创造出相似的基本条件与氛围,以造就出一个与之相似的人物。这是一个向着综合知识体系奋进的转折时期。富有想象力的人能够起到整合者的作用。当然,他必须暂且抛开一切对于彻底复杂性的企图,因为那是在成熟时期才能给予的。我们的时代犹如一片广阔而原始的领域,他必须且只能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拓荒者。在这里,每个必要的行为都会引致一种创造性的解决办法。如果有人怀疑仅凭个人如何能够获得如 此众多的解决办法,那么答案是 — — 这并非来自个人,而是来自团体的努力。科学家们已经建立了一套国际性的功能研究体系。下一步必将是把所有文化工作者及他们之间的自觉协作统一起来。
现行教育实践的先行者
从裴斯泰洛奇(Pestalozzi)和福禄贝尔(Frobel)开始直到现在,教育问题一直是重中之重的。(教育)程序从幼儿园一直延伸到大学,从单科作业到成人教育。我们试图让儿童在绘画与手工训练、语言以及总体教育规划等方面的能力不受约束。在美国教育改革的先驱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弗朗西斯·帕克上校(Colonel Francis W. Parker )、约翰·杜威博士 (Dr. John Dewey)以及不久前成立的进步主义教育协会(Progressive Education Association )。欧洲的齐译克(Czizek )、蒙台梭利(Montessori )、利希特瓦克中学 (the Lichtwark school )、 文德克瑞斯(Wendekreis)、沃尔普斯韦德 (Worpswede)、伊尔森的利茨(Lietz in Ilsenburg)、威克尔斯多夫的维内肯(Wyneken in Wickersdorf)、赫勒劳-柏林的海因里希·雅各比(Heinrich Jacoby in Hellerau-Berlin )、乡村教育之家、工厂学校、 实验学校等,在近几十年里也都在致力于儿童教育的有机结构,同样的教育理念也被应用于青少年教育甚至是成人教育中。
然而,未来一代却前覆了传统研究体系中的多数分支。传统的研究只提供了信息,但没有明确其在环境及社会中的位置,也没有明确其工作中物质与内容之间的关系。
包豪斯
包豪斯(1919年由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创建于德国)试图弥补这一缺陷,因此其课程设置中没有在最前面注明“专业”。不过,人类天生就乐于把握整个生活。
尽管为便利之故仍然保留了学期的划分,但旧的“学校”的概念和内容却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工作团队。每个学生的潜在能力在这个自由体中融为一体。在学习“不是为了学校,而是为了生活”理念的影响下,学生团队的模式也被制定出来,并转变为一种充实、有机且适宜的生活状态。
这种团队模式其实也映射了现实生活。其中的每个成员不仅要学会掌控自我及个人能力,也要了解和把握其生活和工作的条件、环境。 他们的工作必须是综合性的。对此的解释正如格罗皮乌斯所言:“(这是)一代人的致命的遗留。(他们)武断地将艺术中的一些分支,如‘美术’,视为高于其他艺术门类,这样就剥夺了一切艺术之间本质上的同一性其与生活的共通性。但与其他事物不同,艺术是无法讲授的。”(fatal legacy from a generation which arbitrarily elevated some of the branches of art above the rest as the ‘fine arts’ and in so doing robbed all arts of basic identity and common life. But art is not one of those things that may be imparted.)
包豪斯的教育计划,更恰当地说是其工作计划的建立,正是基于对这一事实的认可。
在包豪斯学习的第一年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受过传统教育的年轻人,那种教育为其提供的只是空洞贫乏的教科书知识。
第一年的训练着重于感官的体验、情感价值的丰富和思维的拓展。其重点并不在于个体的差异,而在于共同生理特征的整合以及客观的科技资料。这样对每一项任务都能找到创造性的解决方法。学生在第二年开始进入职业化的训练阶段,这是基于包豪斯工作坊的自由职业选择。这一阶段的目标仍然是完整的人。一个人 — — 当他面对人生所有物质和精神的问题时 — — 如果其工作不是出于生物中心,那么他会再次凭着本能的安全意识来选择自己的位置。这样他就不会因工业化、紧迫感以及常常被误解的“机器文化”(machine culture)的外在迹象而受到威胁,或因其创造性方式是基于过去的哲学理念而陷于危机。
包豪斯的教学目标与方法
新世纪的新发明、新材料、新结构以及新科学将人淹没在其中。 既定职业的限制被其丰富性所打破。新问题所需的解决办法要求更精确的知识和对广泛关系更强的控制力;相对而言,旧有传统所需遵循的工作,其过程则稳定得多。
机械设备的倍增需要智能发展的新方向,以及对清晰、意识和精确这些单一概念的融合。
向着新体系的转变始于近半个世纪之前。
在德国,有很多团体都在专注于以一种创造性的立场来说明这一问题:如玛蒂尔德霍尔的达姆施塔特艺术家群落(the Darmstadt artists’ colony, at Matildenhohe);青春风格(the “youth style”);工业艺术学校运动[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 ),约瑟夫·奥尔布里希(Josef Olbrich ),凡·德·维尔德(Van de Velde )];以及最著名的德意志制造联盟(the Werkbund )。
这些运动、展览、出版的期刊以及年鉴都是围绕建筑展开的。其目标均在于:在创造性的力量与工业之间建立一种有机的联系。在美国,理查德森(Richardson )、沙利文(Sullivan )、赖特(Wright) 也在寻找解决之道。他们已经认识到了无畏而真诚的发明家赋予机器的创造精神所带来的巨大帮助。但总体来看,工业产品仍在继续生 产,其自身的创造潜能被忽视,绝大部分产品是依照传统的形式,其原型来自手工艺品。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意思的是,在世界各地都有杰出的工业产品出现,但在一些非传统领域,产品的形式仅由其功能决定;例如工程结构、光学、声学、化学、医疗仪器、机械、铁路及电子设备等领域。但从根本上看,敢于提出“功能适度”(functional rightness)这一思想,甚至将之运用于机器产品的,不是工业,也不是技术专家,而是作为艺术家的先驱们[沙利文和阿德勒(Adler)提出“形式追随功能”(Form follows function)]。这就营造了一种氛围,也形成了一种真正的推动力,(使我们能)基于已变化的技术、经济与社会条件重新来理解形式。
在拒绝与认可、需求与直觉的混杂中,原则逐渐开始具体化:
必须强调的,不是单件产品,不是个体的最高成就,而是创建一种通用的类型,并发展为一种“标准”。(not the single piece of work, nor the individual, highest attainment, has to be emphasized, but the creation of the commonly usable typ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andard.”)
事实证明,要达到这一目标,仅凭分散的个人努力是不够的。 在孤立的领域中,必须要有一个总体的观念,不是详细的解决方 法,而是对一种本质及所有创造性工作基本通用程序的一系列探索。 换言之,所有的设计都不得不围绕着功能、材料、生产过程及社会意义等相关问题展开。这一认识导致了一种新的心态,也成了最有意义的典型。格罗皮乌斯提出设计师的思想和行为应符合其所处的时代。他希望能消除脑力工作相对于手工作业的优越性,井指出了手工艺教育的重要价值。“机器不能被用作逃避必要感官体验的捷 径”(The machine cannot be used as a short cut to escape the necessity for organic experience)[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包豪斯,从手工作业 的初级阶段起,就能从整体上予以把握,学生可以见证产品从最初 直到成品的整个过程。
格罗皮乌斯所关注的是有机整体。然而,在工厂现行的生产过程中,被关注的却只是整体中的一部分,个人对一些基本关系最多只是 通过(他人的)描述或阐释来了解,而不是通过自己的经验获得。在手工艺生产中,个人往往要对整个产品及其功能负责。
因此,包豪斯的手工训练并非以训练本身为目的,而是将之视为工业化模式之下的教育因素与必要工具的一部分,这也是包豪斯将手工艺与各工业生产所用机床相结合的原因所在。
包豪斯由此成为德国应对技术进步挑战的创造性新力量的焦点。 它也因其社会责任意识而成为试验工厂与新运动的实验场所。
格罗皮乌斯对艺术家与本民族日常工作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整合, 其结果出人意料。通过将艺术、科学和真正的作坊式训练(运用工具 和机床)相结合,通过保持前卫艺术与技术以及新材料、新结构的发明之间的空切联系,包豪斯的师生所做的设计不仅对于工业生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也重塑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管状家具的发明、现代照明装置、实用的家庭用具、新式五金、电子发明、纺织品、新印刷技术、现代摄影术等,都是其作坊式训练的实用性成果。
新包豪斯
自本书的英文版首次出版以来,无论个人还是团体的生活都已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德国的旧包豪斯已经被纳粹所取缔,但其师生在世界各地的教育及生产领域中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精神也影响着包括新包豪斯在内的世界各地的进步主义艺术教育。在新包豪斯, 学生作为手工或机器制品的设计师,要在木材、金属、玻璃、纺织、 舞台、展示,以及商业艺术、展览馆建筑、印刷、摄影、造型、绘画等方面经过为期四年的训练。建筑专业的学生还要经过两年附加课程 的学习。
初步课程
在最初的两个学期,所有学生都必须进入初步课程的学习。这为其在车间工作、智力整合、人工科学、造型、绘画、字体、摄影和音乐方面打下了基础,其目标是自发和独创的,即为学生展示一个总体前景,使其意识到自己的创造力;其途径是在工作中保持成年人的真实情感和对真相的洞察力,以及儿童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当然,在年轻人智力与情感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对其无数的表达予以辨别和判断,因为在这种状态中,其表达经常会因模仿上一代人的经历与标���而被曲解。
基础工作坊对于学生真正的发展大有裨益。在这里,技术没有受到常规的阻碍而得以发展,学生用工具和机器以及各种不同的材料, 如木头、金属、橡胶、玻璃、织物、纸张、塑料等进行实验。在这个工作坊里,不使用任何形式的复制品,也不要求学生提交尚不成熟的可行性成果。通过对不同材料的运用,学生能够逐步发现它们最典型的可能性,并且获得对材料的结构、质地及表面处理等外在表象的全面认识。同时开始关注体积与空间,这是三维设计的基础。在这一年里,学生对每个主题都给予了同样的关注,这样在决定其职业的专业化之前,就有充足的机会去发现自己的偏好和意向。除了基础工作坊外,分析绘画、写生、几何绘图以及字体、造型和摄影等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表现媒介。一堂声音实验和制作乐器的课程能激发学生的听觉感受,并给予他们对手工艺与艺术之间有机联系的最直观体验。知识的整合为学生提供了有关智能问题的信息,这些问题与其对所处环 境及世界的智能活动的认识有关。当然,为了适应将来要接受的任务,学生还需要诸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以及生理学等方面的科学教育。讲授这些课程的学者需特别关注与专业需要的配合。艺术史、哲学及生理学等学科的客座讲座能够让学生更多地了解当前的学术动态。在第一年结束后,会举办一个学生作品的汇报展;四年的课程结束后,还会有一个终期考核。
新包豪斯教育的基本理念是:人人都是天才,一旦基础课程激活其感性和理性能力,这就意味着他能够开始进行创造性的、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创作。这并不意味着它必须是“艺术的”。艺术是文化时代最高级的表达方式,它无论如何都不会屈从于外力。但对于材料、 工具及功能的综合知识会使所有工作带有一种高品质和客观标准,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结果。因此,包豪斯的主旨并不在于培养天才或者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艺术家”(free artists)。
这个世界已经有太多“自由艺术家” 了:他们通常是对个别问题的少有天才,但却不可能以此谋生。包豪斯无意于为这一群体添砖加瓦。作为人类社会中的成员,包豪斯的学生必须学会面对实际问题以及精神问题。然而,如果其中一些学生在领会了训练中为其提供的实用材料和精神素材后,发展为“自由”艺术家,包豪斯当然也会感到高兴。
这将是他们的个人成就。但只要他们还在包豪斯,就必须将自己视为设计师或手工艺人,并将为社会提供新思想和有用物品作为己任。这是工作坊训练的现实基础。
专业工作坊
新包豪斯为成功通过第一年度考核的学生提供六个专业工作坊, 这六个工作坊的专业分别为:
木材、金属(物品设计)
纺织(编织、染色、时装)
色彩(壁画、装饰、壁纸)
照明(摄影、动画、光显示、印刷)
造型(玻璃、黏土、石材、塑料等)
舞台(展览建筑、展示)
所有这些工作坊都是围绕一个主题而设置 — — 建筑学(architecture)。在这些专业工作坊学习期间,学生所接受的预科教育使其能够进入建筑系。然后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学校将为其提供建筑学位所需的专业性指导。其课程包括民用建筑、城镇规划、景观建筑;对学校、幼儿园、医 院、康复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分析。以期在此教育模式下的建筑师能够设计出内部与外部(风格)统一的建筑物,这就意味着家用器 具、家具、织物、照明及色彩体系相互之间及整体之中都能够相“匹配”。在经过了前期的工作坊培训之后,包豪斯培训出来的建筑师将会懂得,只有将艺术、科学与技术紧密结合,才能确保有机建筑具有明确的物质意义和精神意义。
选自:(匈牙利)拉兹洛·莫霍利·纳吉著;刘小路译. 《新视觉 包豪斯设计、绘画、雕塑与建筑基础》(The New Vision:Fundamentals of Bauhaus Design, Painting, Sculpture, and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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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anxin · 10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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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目员 The Catalogers
每年,世界科幻协会颁发雨果奖(Hugo Awards),表彰当年最佳的科幻和奇幻作品。这是该流派最高的荣誉。
该奖项以《惊奇故事》(Amazing Stories)杂志的创始人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命名。他因推广科幻类别而被誉为“科幻之父”之一。但是,根斯巴克的关注点不仅限于科幻小说,他还是一个热衷于动手实验和发明创造的发烧友。在出版《惊奇故事》之前,他记录了业余无线电技术的崛起和演变,并积极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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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奇故事》第一期
虽然他因其在科幻历史中的角色而被人们铭记,但根斯巴克还开创了一种独立且重要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却鲜为人知。他是典型的编目员(cataloger) — — 一个记录员、供应商和新兴业余技术场景的支持者。
目录编制是一种特定类型的写作,与技术社区共同发展,并在塑造给定技术或工具集的命运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目录(Catalogs)本身是短暂和周期性的,随着它们所涵盖的场景而兴起和衰落。但目录编制的技能和重要性却永恒存在。根斯巴克指出了道路。
从他的成绩单来看,根斯巴克在物理以外的所有科目都是普通学生。他在童年热爱阅读,H.G.威尔斯和儒勒·凡尔纳是他特别喜欢的作家,并且梦想着电力项目。1904年,他19岁移民纽约市,并立即开始工作,激起他的热情并表达他的设计理念,首先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发表。此外,他还在下东区开设了自己的店铺 — — Electro Importing Company(电子进口公司),该公司从欧洲进口和销售电气设备。这家企业为全国的无线电技术创建了最早的邮购目录之一。客户大多是同行爱好者。
目录演变成了《现代电器》(Modern Electrics)杂志,并衍生出诸如操作手册和小册子等出版项目。凭借其广泛的影响力,根斯巴克还帮助组建了美国无线电协会,试图组织无线电制造商的网络。根斯巴克意识到仅仅提供设备是不够的,他需要成为信息和想象力的传播者。下面这段文字摘自《事物的反常:雨果·根斯巴克论媒体、修补和科幻小说》(The Perversity of Things: Hugo Gernsback on Media, Tinkering, and Scientifiction)一书的介绍,这是一本对根斯巴克的作品进行分析和收集的书,由格兰特·威索夫(Grant Wythoff)编辑。
在他的月度社论、专题文章和短篇小说中,根斯巴克开创了一种将严谨的技术描述与对幻想的开放性结合起来的写作方式。通过交织的描述性和叙事性框架来描述特定的设备、体验或未来愿景,根斯巴克追踪最微小的技术发展并推断出它们可能达到的最远程度:光敏合金的可用性增加意味着可视电话即将到来,大量业余爱好者提交了他们自己设计的原始电视接收器,这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新型通讯方式即将到来。
定义科幻小说的世界构建和叙事与业余爱好者可用的实际工具紧密相连。这种组合提供了大量机会,读者可以将其带入自己的实验中。有时,根斯巴克会直接介入,列出他最想看到的发明。在《电气实验家》(The Electrical Experimenter��(他许多后续刊物之一)的一期中,他列出了所有下一个伟大发明的简短清单:电线绝缘、蓄电池外壳、强电流麦克风、远程音乐等等。他确保“下一个是什么”的供应源源不断。
类型
编目员原型是一致的。他们本质上是作家,通常没有正式的培训 — — 一种类似于临时新闻工作者的身份。他们经常运营小型业务,现场兜售工具包和设备,因此采用了目录格式,但这些企业很少有好的财务结果。除了根斯巴克之外,其他著名例子还包括斯图尔特·布兰德的《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蒂姆·奥赖利(Tim O’Reilly)的O’Reilly Media技术书籍和戴尔·多尔蒂(Dale Dougherty)的《Make: Magazine》。
这些例子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似之处。目录编制者提供的内容与传统新闻报道或金融投资不同,他们是代理商。通过工具、信息和想象力的结合,他们帮助绘制了一张围绕新社区的地图。
如果你让他们描述自己的工作,你会得到一个漫无目的的回答。正如斯图尔特·布兰德所说:“我发现事物并创立事物。”(I find things and found things.)
如果你问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你会得到更多不同的回答。在采访戴尔·多尔蒂(Dale Dougherty)和蒂姆·奥赖利(Tim O’Reilly)时,我直接问了这个问题。奥赖利表示,他会保持一种心理地图,了解什么样的技术应该存在 — — 这是一种“看到就知道”(know it when you see it)的技能。多尔蒂表示他遵循热情。他讲述了一个故事,在1991年的学术超文本会议上与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相遇。由于组织者认为 Web 不够有趣,伯纳斯-李被降级至海报展示环节而非主要流程中。但多尔蒂对该项目产生了兴趣。会议上其他所有内容都进展缓慢、感觉枯燥乏味,但伯纳斯-李提供了一些他可以自己做的事情 — — 建立一个网页。多尔蒂成为新生网络的拥护者。
无论是什么技能,它似乎都可以广泛转移。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编目员通常会在多个场景中扮演这个角色。布兰德以跟随自己的兴趣进入了几个领域而闻名:60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环保运动和个人电脑行业等等。奥赖利和多尔蒂在网络、开源软件和创客运动等领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从编目的角度来看,这种多样的职业道路完全合理。他们精确的时机 — — 出现在技术史上关键时刻 — — 是自我强化的。当事情变得有趣时,他们参与其中;而当他们参与其中时,事情变得更加有趣。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影响链。当我们开始OpenROV (我们自己尝试启动业余海洋技术应用场景)时,我们效仿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他在担任《连线》杂志编辑期间通过他的网站DIYDrones.com记录了业余无人机领域。多尔蒂(Dougherty)在O’Reilly Media度过了他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年轻的蒂姆·奥赖利(Tim O’Reilly)最初写作目标是在布兰德的 CoEvolution Quarterly上发表文章。即使他们不能定义它,编目员似乎被这项工作所吸引,并且大多数人都可以将自己放置在某种非正式谱系中。
除了与根斯巴克有关之外,编目员们与科幻小说有着悠久的历史。《全球概览》在首期推荐了《沙丘》,蒂姆·奥赖利则写了《沙丘》作者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的传记。Byte杂志第一期开头引用了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的话,这本杂志记录了早期个人电脑行业的发展。《Make: Magazine》第一期收录了科幻作家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和科利·多克托罗(Cory Doctorow)的文章。正如安娜利·纽伊茨(Annalee Newitz)所称,“编目员”(catalogers)为流派和更广泛的“科学项目”之间建立起桥梁,增加浪漫元素将一个安静而技术性质的爱好变成塑造未来的探索。
寻找和解释新的想法。
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的小说《蓝胡子》(Bluebeard)中有一个片段,主角是一位名叫拉宝·卡拉贝奇亚(Rabo Karabekian)的画家,他回忆起自己从二战老兵保罗·斯拉辛格(Paul Slazinger)那里学到的宝贵经验:
斯拉辛格声称,他从历史中了解到,大多数人无法对新的想法敞开心扉,除非有一个拥有奇特成员的思想开放小组对他们进行工作。否则,生活就会像以前一样继续下去,无论这种生活是多么痛苦、不现实、不公正、可笑或完全愚蠢。 他说,这个团队必须由三种专家组成。否则,在政治、艺术、科学或其他领域进行的革命都注定要失败。 他说,这些专家中最稀有的是一个真正的天才 — — 一个能够提出看似好主意但并未广泛传播的人。“一个孤独工作的天才”,他说,“总是被当作疯子而被忽视。” 第二类专家要容易得多:一个在其社区有良好声誉的高智商公民,理解和钦佩天才们新鲜想法,并证明该天才远非疯子。“像这样一个人单打独斗”,斯拉辛格说,“只能渴望变革却不能说明变革应该采取什么形式。” 第三类专家是那些可以向大多数人满意地解释任何复杂问题的人 — — 无论他们有多么愚蠢或固执己见。“他会说几乎任何事情,只为了让自己变得有趣和令人兴奋”,斯拉辛格说。“如果孤独工作,完全依靠自己肤浅的想法,他将被视为像圣诞火鸡一样满嘴胡言。”
好的编目员是解释者和天才发掘者。他们有能力推动新思想的实现。在一个初创场景中,来自编目员的认可可以让一个项目或个人名声大噪。这种鼓励也可以让某人充满自豪感,并使其勇于接受更大的挑战。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在他的回忆录《编织万维网》(Weaving the Web)中讲述了多尔蒂(Dougherty)在万维网早期影响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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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编织万维网》
奥赖利合伙人公司(O’Reilly Associates)的戴尔·多尔蒂(Dale Dougherty)看到了第三条道路,他曾经召集过早期的万维网创造者参加第一届行家研讨会和其他会议。在大会的一次讨论会之后,我们一群人聚集到当地的一家酒吧。当我们围坐在高脚凳旁慢慢啜饮着玻璃杯中的啤酒时, 戴尔开始向每一个人宣讲这样的话,即从本质上说,SGML 团体是陈旧过时的,而 HTML最终将变得更加强大。他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去接受整个SGML世界,也不要对它不理不睬。戴尔带着微笑平静地开始说道:“我们可以改造它。”他反复强调“我们 可以改造它”这句话,就像它是一句咒语一样。
编目员是英雄的创造者而不是崇拜者。他们的写作风格独具特色:充满兴趣、鼓舞人心和大胆创新。他们代表着那些初出茅庐和局外人。当他们提到著名人物时 — — 例如,根斯巴克(Gernsback)采访托马斯·爱迪生 — — 这只是为了增添一种渴望的气息,而不是去崇拜偶像。格兰特·威索夫(Grant Wythoff)写道,根斯巴克的使命是“让公众参与事物的制造,而不是被事物所压倒”。
大多数编目员都有同样的感受。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目标受众似乎都是想要新工具或更多支持来进行自己冒险的家庭实验者。他们塑造的故事总是未完成的,以省略号结束,引导读者将自己的名字写入故事中:“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由你决定…”
不断发展的格式
记录新兴场景的正确方式似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通常使用定期出版物格式,大量利用读者提供故事、想法和贡献。因此,虽然关于业余技术场景只有几本书籍,但这些杂志、目录和网络论坛的编辑页面上散布着精彩的文章。
和其他事物一样,目录编制已经转移到了在线平台。曾经是杂志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一个论坛或Discord服务器来吸引社区参与。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写道,让DIYDrones朝着用户所决定的方向自由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决策:
这种区别 — — 一个作为社���创建的网站,而不是像博客一样由单个人创建的新闻和信息网站 — — 最终证明了它的重要性。与所有良好的社交网络一样,每个参与者(不仅仅是创作者)都可以访问全套撰写工具。除了通常的评论外,他们还可以撰写自己的博客文章、发起讨论、上传视频和图片、创建个人资料页面并发送消息。社区成员可以被任命为版主,鼓励良好行为并防止恶意行为。该网站对任何选择参加的人开放,很快就充满了交流想法以及分享自己项目和研究报告等内容。
尽管该网站对所有人开放,但安德森在管理该网站时扮演了重要的策展角色(curatorial role)。他是最频繁的贡献者,指出新的努力和发展方向。他总是鼓舞社区考虑其调整行为的更大背景。像根斯巴克一样,安德森经常通过突出荒谬的新项目(如TacoCopter)或引用丹尼尔·苏亚雷斯(Daniel Suarez)的科幻无人机未来解读(如《杀戮决策》[Kill Decision]),向社区注入富有想象力的新思路。
但是,尽管数字平台使目录基础设施更加易于访问,但真正新颖和令人兴奋的场景数量似乎保持稳定状态。或者更糟:戴维·查普曼(David Chapman)在他的“极客、MOP和反社会主义者”(Geeks, MOPs, and Sociopaths)论文中提出的观点是,亚文化大多已停止作为文化创造力的引擎发挥作用。这怎么可能呢?
有几种可能的解释。其中一种可能是业余场景的风险投资化。由于风险投资家已经认识到从这些场景中出现新公司的模式,他们比以往更早地派遣他们的侦察员 — — 资助任何具有潜力的项目。过早地赞扬会干扰场景动态。它迫使玩家开始寻找大客户,而不是为彼此而战。
另一个解释是编目并没有被视为一项独特的技能而备受赞扬。这种无名状态导致它未被认可和发展。如果是这样,那么问题很容易解决,只需要给它命名即可。我们已经在庆祝这些人,但给他们一个共同的头衔可能会鼓励更多人尝试。
良好的编目是一种特殊的成功。它无法通过财务指标或著名科学家所获得的赞誉来衡量。但编目员备受尊敬,这种尊重是持久的。他们成为“英雄中的英雄”(hero’s hero),正如记者卡罗尔·卡德沃拉(Carole Cadwalladr)所说布兰德一样。根斯巴克没有赢得奖项,而是成为了奖项。
编目员知道一些重要的事情,而大多数初创公司的炒作则掩盖了这些:在技术世界中最纯粹的乐趣不是获得巨额资金或其他高成就。它是来自于好奇心和业余科技场景中发展起来的同伴关系 — — 一种可能性、个人力量和共同激情混合体。
似乎每一代人都需要有人翻出旧的编目员手册,重新发现并讲述这个永恒的故事。
原文:The Catalogers: Every scene needs a storyt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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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anxin · 1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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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台湾记者兼历史学家Victor Chan一起去星巴克吃了一顿平庸的扁饼。我想了解半导体之前的台湾,他成长的那个台湾。Chan滔滔不绝地讲述着。
Chan说,台湾对半导体技术的承诺源于经济上的必要性或者可能是绝望。在战后时期,这个国家勉强生存下来,并逐渐进入轻工业领域,制造勺子、杯子和著名的雨伞。台湾擅长制造雨伞,在70年代高峰期间,全球四分之三以上的雨伞都是在岛上制造出来。
在同一个十年里,中美两国之间外交关系恶化。尼克松开展了与中国贸易,并且现在中国正在制造并出口曾经以闻名于世界的商品。仅拿一个例子来说,在20年时间里玩具公司Mattel与台湾合作,在离台北不远处郊区Taishan生产芭比娃娃;当Mattel最终将其芭比事业转移到劳动力更便宜的中国时,该城镇遭受重创。台湾政府开始设计一种新的方式,使自己对美国有价值。无价值,因此它不能被忽视或欺负。
美国半导体公司也发现台湾是一个离岸芯片组装的好地方。1976年,RCA开始与台湾工程师分享技术。在当时负责全球半导体业务的莫里斯·张(Morris Chang)指导下,德州仪器在靠近台北的中和开设了一家工厂。像硅谷内所有新型半导体晶圆厂一样,这些台湾店铺主要由女性员工组成。不仅企业家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虐待和低薪(真的吗?),而且他们认为女性更擅长处理小物件,因为我们手小。(根据《芯片战争》作者米勒所说,在1972年英特尔雇用几乎全部都是女性来管理其马来西亚槟城设施,并声称“她们在灵巧测试上表现更好。”)。方便起见,在这些晶圆厂变得高薪和高地位时,男性接管了这些工作。 但是在70年代和80年代,芯片都是为出口而制造的,在台湾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晶圆厂生产了什么。Chan告诉我:“起初,我们真的不知道芯片是什么。带番茄酱的薯条?我们一点也不懂。”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台湾政府开始投入资金进行工程教育,正好在中国专家匮乏、学者遭受迫害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中国实业家似乎对自己国家作为经济和教育机会之地失去信心,而不安的中国企业家与台湾政府结成了共同利益。
这就是台湾政府如何在1980年代向美国公司Wang Laboratories提出一个公案:如何制造计算机?该公司创始人王安(An Wang)接受了挑战,在台湾开展计算机制造研究,并最终将许多Wang Laboratories的运营转移到该岛上。
“过去30年对教育的认真关注已经开始见到回报”,王说,“相对于总人口来说,工程毕业生数量比美国高得多。”强调公司“没有在中国大陆设立制造设施的计划,因为共产主义不适合经济增长”,王在新建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种下了一个研发设施。
与此同时,在达拉斯,张忠谋(Morris Chang)正在德州仪器公司打转。他参考了一首宋词,建议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爬上高塔并观察所有可能的道路。他没有看到TI为他铺好的道路,所以他离开去台湾建立自己的道路。首先,他接受了负责研究工业工程和半导体特别是半导体方面成立的工业技术研究院(ITRI)运营管理职位。然后,在1987年,负责科技和科学事务部门的李国鼎说服张开始一家私人制造公司来出口芯片,并为研究筹集更多资金。 TSMC在那一年开设了第一家晶圆厂,不久之后在同一个新竹园区与联电和王氏集团共建总部。台湾政府和荷兰电子公司飞利浦是最早的主要投资者。自17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该岛上设立贸易基地以来,台荷关系已成为半导体业的主题曲。飞利浦不仅对启动TSMC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TSMC芯片制造中的血亲兄弟现在是位于费尔多芬的光刻巨头ASML。
芯片(没有番茄酱)最终取代了遮阳伞和芭比娃娃,在台湾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其工程师比全球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快地开发出领先技术的芯片,因此确实迫使美国依赖它。 ----------------------------------------------------------------------------------------------------------------------------- 为了真正成为一家重要的全球公司,必须将自己置于供应链的关键位置。张忠谋曾表示他研究中途岛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制定企业策略,聪明地将台积电安置在设计和产品之间。他的计划是这样的:专注于计算机一个关键但低调的组件,并邀请更加引人注目、花费巨资来吸引消费者的科技公司关闭自己的晶圆厂并外包芯片制造给台积电。张忠谋通过消除人们对台积电窃取设计方案(因为纯代工厂没有使用它们)所产生的担忧而获得信任;如果台积电从芯片设计师那里窃取东西就像印刷厂从小说家那里窃取情节一样荒唐可笑。这种沉默承诺使得台积电获得了相当大比例市场份额。有些科技公司可以在超级碗上播放广告,在粉丝面前受到崇拜,并让其创始人乘坐火箭;而台积电则获得了92% 的市场份额。
现在克拉赫称呼张忠谋为“神谕”。他在战乱中的中国漂泊不定,于1949年前往哈佛大学,在那里学习了两个学期的英国文学。他回忆这段时期是“我教育生涯中最激动人心的一年”。莎士比亚悲剧和《红楼梦》等经典清代小说现在摆放在他的床头柜上。但即使是当人文主义抓住了他的心,张忠谋也意识到,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没有科学训练、甚至拥有常春藤大学文凭的华裔男性可能会被困在洗衣店和餐馆工作。只有工程专业才能提供一个进入中产阶级的机会。他不情愿地转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并从那里去了Sylvania公司从事半导体研究,然后又去TI公司,并由此赴斯坦福攻读博士学位(费用由TI支付)。 对于张忠谦来说,生命中最具挑战性的任务并非制造小部件、网络或软件,而是跟上摩尔定律的步伐。1965年,日后共同创立英特尔公司的戈登·摩尔提出,在密集集成电路中晶体管数量大约每两年翻一番。在60年代初期,四个晶体管可以放在指甲大小的微芯片上。如今,在台积电为人工智能公司Cerebras制造的惊人芯片上,超过2.6万亿个晶体管可以容纳其中。当然,“摩尔定律”根本不是法则。刘氏称其为“共享乐观主义”的一部分。“将台积电置于意识形态角度看待的简单方法就是把‘摩尔定律’视作希望本身。”
2012年,张忠谦被评为斯坦福工程英雄之一——这是一个高空荣誉称号,也曾授予像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这样的人物。但与佩奇和布林不同的是,张忠谦似乎从未想要成名(20世纪美国最高追求),更别提建立品牌(21世纪)。他在台积电的痴迷之处在于流程:逐步提高半导体制造商的效率。德州仪器公司的工厂曾经浪费了一半以上精心打磨和编织硅材料来制作精密芯片,这是无法承受的。如今,在台积电,良率是一个严格保密的数字,但分析师估计其最新芯片中约80%能够成功生产出来。 https://www.wired.com/story/i-saw-the-face-of-god-in-a-tsmc-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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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anxin · 1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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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恩·伊诺说:也许你可以把艺术家分成两类,农民和牛仔。农民在一块土地上定居并精心耕种,不断发现其中的价值。而牛仔则寻找新的地方,并为发现事实本身以及身处很少有人去过的地方所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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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anxin · 1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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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WEN:从文化角度来看,为什么中国人和华裔美国人在成为美国公司的高级CEO方面的表现远不如印度人和印裔美国人?
HUANG:是的。这是我和许多其他华裔美国专业人士经常讨论的话题。我实际上有一位同事Jackson Liu,他系统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他的结论并不令人惊讶,但他的方法非常创新。他的结论是,基本上一切都归结于沟通。华裔美国人不太能够传达他们的想法,在沟通方面的价值和优势不如其他人。
他们在技术上非常有能力,非常有才华,非常有成就的学者。但这是我注意到的一些工程师和科学家朋友的特点。当他们谈论化学、物理学等学科时,他们非常系统。但一旦你让他们离开自己的领域,他们在描述世界、分析世界的方式上其实不是那么系统。
如果你让他们分析食品、体育、政治、国际关系、经济等话题,他们的分析方式并不比一个没有接受过物理和化学博士课程的人有多大的区别。然而,当我与我的印度科学技术朋友交流时,他们会将相同的科学思维方式和方法应用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上。
这在美国会给你很大的优势,因为你需要与各种各样的人沟通,而不仅仅是与你的同行沟通,或者说他们可能是同行,但他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在你的领域的同行。如果你想成为领导者,你必须学会与各种各样的人沟通,而不仅仅是与你自己领域内的人沟通。 我的观点是,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我认为一个原因是我们在一个相对同质化的社会中成长,在这样的社会中并不重视说服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习近平不需要在辩论中得分来执行他的政策偏好,对吧?他可以处决人,但他不需要通过沟通技巧来推行他的政策。他可以下令,可以发布命令。
这是一个命令式的社会。我们不需要说服不同意见的人接受我们的观点。我们没有在那样的社会中成长。而印度人生活在一个民主社会中,这是一个非常喧闹的、阿玛蒂亚·森所称的争议社会。为了让人们支持你,你需要说服他们接受你的观点。为了做到这一点,你需要依靠某些双方都依赖的框架。通常是逻辑、证据和系统性思考。我认为印度人在这方面比我们中国人更好,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具备这种能力。 https://conversationswithtyler.com/episodes/yasheng-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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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anxin · 1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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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adette Mayer是一位与纽约诗人学派有关的先锋派作家,她在1971年7月拍摄了一千多张照片,并用录音机记录了她的日常生活,创作了一部名为《Memory》的作品。《Memory》是一部概念性的作品,探讨了记忆的本质、表面、质感和材料。它是在1971年7月创作的,当时Mayer每天拍摄一卷35毫米胶卷,并记录下日记。这样,她共拍摄了1100张照片,并录制了近六个小时的诗歌。在1972年2月,《Memory》在纽约的98 Greene Street展出,照片被挂在墙上,诗歌被播放出来,观众需要花费大部分时间才能看完和听完整个月份。这是一种将写作和视觉艺术结合起来的方式,也是一种挑战传统叙事和表达方式的方式。《Memory》后来也被出版成书,在2020年由Siglio Press出版了最新版本,将所有的照片和文本都收录在书中。
她还提出了许多有趣和创造性的写作实验,比如:
随机选一个词或短语,让思维自由地围绕它游走,直到想到几个点子,然后抓住其中一个开始写。试试用一个没有内涵的词,比如“所以”等。
从一篇文章中系统地消除某些类型的词或短语:消除所有形容词、介词、冠词等。
写一首只用两个元音字母(比如a和e)组成的单词的诗。
写一篇关于你最喜欢或最不喜欢做的事情的文章,并尝试改变你对它们的态度。
写一篇关于你梦见过或想象过但从未去过或见过的地方或人物的文章。
用不同的颜色、字体、大小或形状来写一篇文章,或者用不同的材料(比如纸、布、木头等)来写。
写一篇关于你最喜欢或最不喜欢的颜色、声音、味道、触感或气味的文章,并尝试描述它们。
写一篇关于你在某个特定时间(比如早上六点)或地点(比如图书馆)所看到、听到、闻到、感觉到或想到的事情的文章。
写一篇关于你在某个特定场合(比如生日聚会)所穿着、吃着、喝着或做着的事情的文章,并尝试分析它们。
写一篇关于你对某个主题(比如爱情)或问题(比如死亡)有什么样的看法或感受的文章,并尝试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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